“六二”大逃港

    一九四九年后，一批又一批的人通过深圳逃往香港。深圳与香港接壤的村庄几乎成了无人村。三年自然灾害后，天灾人祸，使一九六二年逃亡的人群出现了高潮。

    一九六〇年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一个国家的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三面红旗”仅搞了两年时间，农业大幅度减产，全国的粮食已减产了六百亿斤，农民的油减产了一半，养的猪减产了三分之一。农民每年的平均消费只有六十五元!尽管如此，农村干部还在逼着农民多交粮食。

    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公开报道的数字显示，一九六〇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了一千一百万。

    无论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证明，搞“三面红旗”、搞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大灾难。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一场大的灾难正在降临中国!他接过周恩来送来的有关全国大面积灾情的报告，忧心忡忡地拿起笔来，在上面做了批示。最后，把原来的文章题目圈掉，重新给文件起了个醒目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但是，他的这个觉悟已经显得太晚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其时，早已经在整个中国蔓延开了……

    正是在这种大饥荒、人民群众要找活路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领导人，对于历来被看成“叛国投敌”的深圳河上的偷渡逃港，有了新的认识：

    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饿死，不如放老百姓一条生路!

    当时，中央有文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要求各地制止外出逃荒，对于“盲流”城市的逃荒者，要坚决“收容、遣送”回去。

    广东省却不同，不是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鼓励走投无路的农民出外找一口饭吃。允许地方开具证明，让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对于广东的逃荒者来说，“出外”意味着什么呢?哪里是最理想的去处呢?无疑是衣食丰足的香港了。各种流落者集中涌向深港边境。

    在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开了一个口子。

    而此时，广东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逃港”的“新思维”。陶铸就在公开场合表示：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地方领导能说这种话，的确是很大胆了!

    后来有人评论，这批中共干部能够有这样开明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困难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饿肚子吗?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六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一九六二年三月，广东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把去香港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公社、大队，就相当于说想走的群众都可以走。哪个公社、大队干部会愿意乡亲坐在家里等死呢?

    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股黑流，涌往深港边境……

    一九六二年五月前后，数以万计的群众在短时间内涌入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不堪重负，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和骚乱中。

    这么多的群众，要吃要拉……开始，政府还一天发两次稀饭，后来人越来越多，不敢再发。一发就乱，就抢。为了安全，镇上的商店大都关门了。

    一些难以忍受饥饿的外来人群，如同洪水淹过了深圳镇周围的莲塘、长岭、沙头角、皇岗、沙头、水围等村庄，把一些地里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万人脚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众甚至威胁敢于干预的民兵说：“你还敢干涉我?老子缴你的枪，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们洪流般冲进村里，有人敲门要吃的，不给就打人。

    谣言更是满天飞——“太平有个高级军官带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怀视察福建，被接到台湾去了!”——“惠阳县委书记跑了!”……

    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中：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就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指边界)。”

    “丙个(谁)拦我，我就同丙个(谁)去死了——”

    报告称：“大量的群众麇集在深圳镇边的梧桐山”，“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

    “黄昏以后是‘冲边界’的好时候，逃港群众相约等到昏暗的时候一同冲下山去。”

    “大多数是十七至四十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谁后退就要用棍打谁。”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大逃港的严峻形势上报到了省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带着省公安厅及县委的人，迅速赶赴深港边境处理，他们躲在边境的山头上观看动静。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群众。当他们冲过边防线，靠近边境线时，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人就喊：“倒掉它——”，于是山摇地动的一片高呼声：“倒掉它——”

    “一、二、三”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赵紫阳把望远镜放下，摇摇头说：“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一脸的无奈。

    形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时也堵不住了。

    这时，一位中央党报的记者，秘密来到了深圳的河边上。他叫连云山，《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

    “那里深圳发生了大逃港事件，当时的说法是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我也这样认为。”他回忆说。

    当时官方发有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对香港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会横行；

    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

    连云山想，既然这样，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群众还甘愿抛家别舍往地狱里跑呢?他决定要过境到香港那边看看。

    在广东省公安厅派人陪同下，连云山来到了宝安县。那时，全县正在一片逃亡风的恐慌中。中央记者到边境来，这就如同“钦差”下来了。县委对他特别的客气。

    “公安部门为我办了一个过境耕作证，化名叫李进山。一位会当地语言的公安科长(后来了解此人是公安局侦察科长周水君)，陪着我随着逃港的群众，从大鹏湾的一个耕作口过境，到了九龙。

    “我看到逃难的深圳边民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到处都是，跟他们聊，他们就哭，说我们是党员、贫下中农啊，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

    香港是不是人间地狱呢?当自己用眼睛看过了以后，连云山惊异了。他说：“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县前夕，县委书记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港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第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三个讲了重新认识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云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云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也回忆了此事：“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

    “报告送上去后，情况怎么样呢?连云山和夏公然都很急。等了半年多，没什么反应……”

    但是，实际上，一些“改变”在暗中演化着。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回忆，内参送上去以后，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属实，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不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宝安县的闹“开放”的县级干部们“一马”，也“放”了陶铸、寇庆延等一批支持“开放”的广东省的领导“一马”。

    松动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夏公然的遗著指出买粮食是一件对中国的老百姓很要紧的事，这对中国后来度过大饥荒起过很大作用的事。

    在此之前，中国是基本上不向外国进口粮食的，提倡“饿死不吃美国粮”。国内老百姓没吃的，又要面子不进口粮食，大批饿死人是必然的。自从政策允许从香港进口粮食后，外国粮进入国内，饥荒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许多嗷嗷待哺的饥民才得以活下来。

    “可是在表面上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南方的逃港风，在愈演愈烈。

    然而，不久后，北京严令广东收缩：“迅速处理群众外逃问题。”国务院指示，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与此同时，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了回去……

    可惜啊，一卡就死，一放就乱!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刹车了!

    这场初启的“铁幕开放”，中共高层为什么要突然刹车，从而推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这也许会成为将来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除了外逃之风蔓延得太快太猛烈，超出了“容忍度”的原因之外，可能还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着关联。

    有文章说：

    “几乎同时，即一九六二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六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做法。”

    此外，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高层对于形势的认识有着一个“波浪型起伏”。

    上半年，中共高层总结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强调在政策上的“后退”、“放松”。一月份还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检讨工作中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等人更是主张“包产到户”。

    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党内比较一致的声调是：“退”，放松。新上任的中央财经组长陈云甚至主张，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啥办法都可以使，哪怕“非常措施”以后“弃之不用”。他用一句形象的话说：“现在是国际歌唱的，全靠我们自己。”两个月后，陶铸在宝安县放开了边境。

    紧接着，下半年形势就因为毛泽东的“认识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时，风向一改之前“缓和”的调子，提出要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翻案风”。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一九六二年的五月，“紧缩”于一九六二年九月。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止，共遣送了五万一千余名外流人员回乡。

    到一九六二年的年底，宝安县政府的总结材料已称：“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深港边境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三十万左右。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有些人后来更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这些谋福之举，同那些冒着危险，顶着压力救人性命的人们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谁都不怀疑，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来的领导人这样说。

    （摘自《阅读》21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定价：20.00元。原文出自《大逃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