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违反了诺贝尔的意愿和基本法律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再一次盗用了诺贝尔的名义和奖金，将其颁给了刘晓波。此举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以及积极参与废除军备、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人又是一次粗暴的回绝。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宣布颁奖时使用了一个似乎关乎诺贝尔和平奖宗旨的词语——“非暴力斗争”，但他接着说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一直相信人权与和平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项权利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到的“国家间的兄弟关系”的先决条件。

    亚格兰再一次坚定地表现出对遗嘱法律效力的藐视，也显示了挪威议会对这个奖项的控制。他再一次宣示了挪威议会的“和平”理念，而非诺贝尔遗嘱中明确的含义——“和平斗士”。诺贝尔委员会又一次以自己的方式抛开遗嘱的上下文，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当然，这也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对诺贝尔的意愿没有任何兴趣。

    对于遗嘱的解释，亚格兰现在本应理解得更加透彻。在第一次得到遗嘱的解释时，他还是挪威议会议长，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三年过去了，诺贝尔委员会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他们永远不予理会：第一，对遗嘱的解释应该回到遗嘱人的主观意图；第二，诺贝尔本人的主观意图是什么?

    委员会不愿回应我的质疑，前议员和政党领袖贡纳·嘉宝最近在一篇报纸文章中给出了一个可能的原因：“他们的麻烦是赫弗梅尔是对的。”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嘉宝得出的结论是：

    弗雷德里克·赫弗梅尔指责挪威授奖者违反法律和其他一些违规行为。他们可以对他不予理睬，可这无法让他沉默不语。他的谴责是严厉的，他们需要想出一个答复。如果授奖者不能指出赫弗梅尔有关法律和道德的论点是错误的，那就必须承认他是对的，并按照他的意见去做。这不仅仅是对诺贝尔委员会，也是对挪威议会的道德挑战。

    多年以来，诺贝尔和平奖的真实意图被逐渐掩埋，此种情形可能是一些人乐于见到的，因为许多试图阻止此奖项渐行渐远的努力最终都徒劳无功。令我吃惊的是，自己2008年写的那本书，竟然是第一本从法律的角度对和平奖进行评价的书。我的研究结论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诺贝尔委员会从未请人对和平奖做法律上的研究：他们害怕那样会限制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颁发和平奖。

    又一次，违法的委员会颁发了一个违法的奖项。尽管2007年以来就有很多人提醒他们，但议会和委员会却继续藐视法律，这是很严重的犯罪。

    一次对中国的侮辱

    2010年的颁奖激怒了中国。诺贝尔委员会应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中国长期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导致其无法容忍西方政客的指手划脚。挪威和西方国家的许多人认为，这次授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委员会违反法律的做法是错误的。责备中国，而不是进行对话交流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诺委会应该把奖项颁给一个真正的得主，来肯定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已取得的重大进步，从而使委员会扮演一个更为有用的角色。即使诺委会漠视诺贝尔的意愿，蔑视托管权，他们至少也应该心怀尊重谨慎行事。这种对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并且会适得其反的侮辱，只会有助于那些希望从黩武主义和战争冲突中获利的集团。

    2010年的和平奖显示了诺贝尔委员会在和平对话与交流方面是多么地无知，也说明了选出在维护和平方面有经验和技能的人来替换现在的委员会是多么地迫切。年老的政客们经过冷战时期的洗礼，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盲目地效忠北约和美国。冷战思维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脑海，他们最没有资格担当旨在废除全球军备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托管人。

    通过对国际事务的观察，我发现一个国家的心理反应与个人的心理反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桩幸福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经常沟通，沟通做得越好、越及时，就越能避免小麻烦变成大问题的危险。双方必须一直交流，保持渠道畅通，尤其是在双方“冷战”时，破冰船一定要不断地往来穿梭，才能避免冰结得越来越厚。

    为了能达成一致的态度和看法，公开地交流思想和喜好是不可或缺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挪威对第三世界移民的态度，许多人都持消极态度，尽管他们内心对那些移民的态度可能更为积极，但民众们真实的态度还是被社会的普遍的看法和“对”的回答所压制了。这更说明了人们公开真实地表达自己是多么地重要，否则，将会出现表面上看法一致，而实际上千差万别的情况。

    如果夫妻之间总是沉默，则预示着双方有麻烦了。同样的道理在国家关系上更为适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离开地球，所有国家被限定拥有同一个“家”，并会一直相依为伴。所以，他们必须为良好的国际关系做出大量的努力。

    回首往事，我发现几十年来我写了很多文章和书籍试图劝说别人，让他们转变态度，接受开始时令他们厌恶和排斥的观点，开始的进程总是非常艰难，要提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阅读我的书。我的使命常常是挑战大众对军事“防御”的信任，告诫人们这种“安全感”只是一种幻觉，既危险又昂贵。大部分人认为军事“安全”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认为改变现状会导致恐慌和焦虑，他们的想法是一堵无法逾越和突破的墙。人们很难同意我的观点，我就像一条拖船，必须要非常小心地拖拽，因为连接彼此的绳索太细了，稍有不慎就会断裂。

    律师的身份背景对我最初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一个弱点。我习惯于用言语宣战，并且为自己直言不讳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话语而自豪。但是经过多年为和平事业的辩护，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语言风格使我无法达到目的。通过言语的攻击怎么能取得和平呢?我还发现，创建和平不是要消除或避免世界上的冲突(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没有冲突的)，而是要懂得通过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

    我的新的运作模式是，用和平的方式为和平事业争辩。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战争，你都不能把民主、法治和人权强加给别的国家。国际大赦组织对书写信件有一条首要的基本规则：就算是写给最专制的统治者，也要用文明、礼貌和充满敬意的语言。

    人权标准必须是普世的。中国加入主要的人权条约已经标志着其对这一重要价值的认同。真正的朋友是应该互相帮助的，有时会采用忠言逆耳的方式。中国的反应是有道理的，诺委会的确深陷于美国的思维方式，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美国不友好的对华政策服务。

    公开地交流看法，这一过程本身比要达到的目标重要得多。在交流中，人们会有参与感、受尊重感，进而会更愿意奉献、更愉悦和富有创造力地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么做除了会使公民感到幸福，还会提高创造力，促进社会经济进步。

    1990年后：被操控的和平奖

    在诺贝尔委员会秘书吉尔·伦德斯塔德的强势领导下，诺贝尔和平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发展。诺贝尔奖通过各种方式，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原则上这是件好事，但也有它的弊端：这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力、可观的运营成本以及资金投入。

    诺贝尔奖的一个明显优势就是财务的独立性。诺贝尔捐助的巨额资金就是为了保证完全的独立和诚信，让五家颁奖机构有充分的自由，并遵从遗嘱的意愿选择获奖者，而无须考虑其他因素。

    直到伦德斯塔德任职期间，才采取了扩张和开展一些附属活动的政策。而在此之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甚至从不处理奖金，支票从斯德哥尔摩直接寄给获奖者。斯德哥尔摩方面负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和诺贝尔研究所的行政开销。委员会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它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自由选择，而不用考虑经济后果。

    然而，一种新的商业心态几十年来慢慢渗透到了每个角落。2000年之前，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对发展的推崇，深深吸引了那些受托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这种“成长”表现在三个显而易见的方面：更浮华的年度颁奖庆典、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音乐会、位于奥斯陆的永久性的诺贝尔和平中心。

    最初的变化发生在1990年，颁奖庆典的场地搬迁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也使颁奖场地从奥斯陆大学庆典礼堂搬到了更宽敞的奥斯陆市政厅。八年后，诺贝尔和平奖音乐会如期而至，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美国式的摇滚演出，而且许多曲目与主题不符。2005年6月，经过七年的筹备工作，诺贝尔和平中心在奧斯陆市政厅广场的老火车站揭幕，该中心安装了大量的计算机屏幕和尖端的电子展览技术。

    伦德斯塔德负责这些创新发明，并为配置和运营这些设施筹款。诺贝尔和平中心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场馆，到这里观摩学习的代表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伦敦的泰特美术馆。它以尖端技术闻名于世，甚至一名来自欧盟的代表也特地来研究学习，为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新的访客中心做准备。

    这些项目需要2000万到2800万美元的初期投入和800万美元的年运营费用，这就要求不得不建立一个独立的挪威诺贝尔经济体，由公众和私人渠道提供资金。

    以前，由五个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只负责年度评选，但现在，他们把奖项变成了商业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伦德斯塔德从一个不起眼的诺贝尔委员会秘书，摇身变成了一个经营者，参与国际娱乐和探险业的激烈竞争。诺贝尔奖的特点、完整和独立性在它发展道路上渐渐丢失了。

    21世纪的特征是工业、贸易和金融都渗透到了新的领域，并对政治发挥了影响力。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要有来自某个国家的捐赠(当然都是公民缴的税)就会通过民主的程序对选举产生影响。私人赞助意味着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文化活动，而影响力来自外部。人们花钱，要么通过缴税，要么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减少国家干预、让市场占据主导，也就是说让门背后的私人董事会成员来代表大众决定该怎么做。

    （摘自《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真正想要什么》，外文出版社2011年第1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