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师友

    刘仁喜欢看我下棋

    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伯伯经常叫我去下棋。我妈妈原是第一机床厂党委书记，一机局局长，北京市委委员，可能是这种关系他知道我会下棋。不过他很怪，他自己从来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书宋汝棼下，他在旁边观看。那时我家和宋汝棼家挨着，他们家在胡同口，我们家在里面，刘仁来了，打个电话，我就过去。

    每年春节，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会堂搞联欢，刘仁就叫人把我请去下棋，算个表演项目。有一年国庆节，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园，他当时负责指挥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不知为什么那天他不是很高兴，有点怨言，秘书过来告诉他那边的游行开始了，他说我不管，继续看我和宋汝棼下棋。

    刘仁特别喜欢我，曾经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围棋转送给我，后来这副棋在抄家时丢了。刘仁和我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我们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那天我回家看见家门口刷满了大字报，让我爸爸妈妈交代和刘仁的“黑关系”，交代他到我们家都讲了哪些“黑话”，做了哪些“黑指示”，布置了哪些“黑任务”。可悲的是我也认为刘仁是个大黑帮，因为当时报纸上都这么讲，北京市委背着毛主席把北京搞成了“独立王国”，还揭露出大量“事实”，不由得你不信。

    刘仁到我家来都是来看我下棋，从来没有单独和我爸爸妈妈待在一起过，如果有什么黑指示，我也应该听到。于是我就反复回忆他所说过的话，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比如“吃饭了吗？”是不是联络暗号，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问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一样。那时幼稚得不得了，弄张报纸，也要横过来倒过去地看，总想发现点问题，比如反动标语之类的。即使这样，我也没发现刘仁有什么黑话。

    紧接着我们家被抄，我爸爸被剃成“阴阳头”，胸前挂着“黑帮分子聂春荣”的大木牌。我看见爸爸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落在脚前的水泥地上……这痛苦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有一天我爸爸和我谈话，问我相信不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是革命的，是跟毛主席的。我回答相信，可心里也很矛盾，看人家贴了那么多大字报，我是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我爸爸接着说，他们之所以成为“黑帮”，跟他们工作中可能得罪了一些人有关，但主要还是刘仁到过我们家。在那些造反派的眼里，你不是黑帮刘仁怎么会到你家里来呢?而刘仁到我们家里来就是因为看我下棋，这一下我成了“罪魁祸首”。最后我爸爸叫我去找一下李立三，把这个情况向他反映一下，争取得到解放。因为当时领导北京新市委的李雪峰是华北局第一书记，而李立三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想通过李立三向李雪锋打个招呼。我一想，这事是我惹起的，只能我去，于是就去找李立三。

    我刚拐进李立三家的胡同口，就看见墙上刷满了大字报，比我们家可厉害多了，说他历史上就曾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立三路线”的代表，这可更不得了。我正在犹豫，就听见他家院里传来造反派的喊声，我就没敢进去。我想不能再找黑帮了，否则会犯更大的错误。回家后我告诉爸爸说没见到，具体的都没敢讲。

    在这之后，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李立三，他正在散步，我发现他后正想躲，他却看见了我，老远地就叫我小聂。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和他说了两句马上就走了。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立三，现在想起来感到非常内疚。

    从“文革”开始以来，我所熟悉的许多叔叔、伯伯陆续被打成了“黑帮分子”，除了刘仁、李立三，还有张劲夫、金明、宋汝棼等等，就连我所敬爱的陈老总也被造反派揪斗过，我想我这人真绝，怎么认识这么多“黑帮”？！

    中学时期的朋友

    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的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我们在班上是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还有一次遇险，是在上方山云水洞，时间也是在1968年。当时我们学校白克刚的哥哥白克明带了几个同学从哈尔滨来，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听说上方山有个云水洞，要去那里探险，白克刚把我也叫上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是秋天，满山的野果都熟了，我们一边摘一边吃，高兴得不得了。

    中午我们在山上一个劳改大队打尖吃饭，劳改大队的管教干部听说我们要去云水洞，就跟我们讲，战备时洞里可以藏几个军，还说从这个洞口进去，那边可以从几百公里外的张家口出来，当年外国有两个探险队进去都没能出来，就在前些日子，北京工业大学的就死了两个等等，他讲得很邪乎，意思是想吓住我们，没想到这更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他见我们执意要去，就告诫我们说，在洞里不要大声讲话，否则一产生共振就会引起塌方，并劝我们过了六七洞就不要往里走了。我们离开劳改大队，来到一个尼姑庵，洞口就在尼姑庵的一座神像的后面，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暗道似的。我们在尼姑庵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进了洞。

    洞里特别黑，我们带的装有五节电池的大电筒都不管用，幸好带了马灯，这也不知是哪位有先见之明。过了几个洞，果然看见地上尽是骷髅和死人骨头，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我们还听见下面老有水响，用电筒照却看不见，后来听人说那是暗河，掉下去就完了，尸体都找不到。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时候还小，反而觉得特别刺激，特别来劲儿。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我和其他人失去了联络，我用电筒打出去，光就像消失在宇宙黑洞里似的，什么都看不见，我自己也好像在宇宙空间，四周一片黑暗。我想这一下完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回去的路，这里有无数的洞穴和岔路，就像迷魂阵一样，最后只能饿死，想到这我真有点害怕了。就在这时白克明提着马灯找我来了，使我大难不死。后来白克明当了中宣部副部长，我见他问还记不记得在云水洞救我，他说记不很清楚了，我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笑了笑。

    金庸和沈君山

    沈君山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比我大20岁。据说他是台湾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华出众，风流倜傥。他母亲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认识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欢下围棋，是个超级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关于围棋的描写，甚至还把棋子当成大侠的暗器，甚为有趣。

    1983年我正在广州进行“新体育杯”的卫冕战，他突然托人转告我，要在从化拜我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二十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进行的，那年是钱宇平获得了挑战权。当时陈祖德正在他家养病，罗建文陪着他。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五点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由金庸介绍认识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仅喜欢围棋，也喜欢桥牌，而且造诣很深，这也正合我意，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个“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们都喜欢打桥牌，于是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条例还没有取消，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特别是他们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领导在一起打牌，以为我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打桥牌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

    比赛那天，来了很多记者，我从来没见过为了一场桥牌赛来了那么多记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政治”记者。沈君山先生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统战”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

    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连累，我多次问他，是否和我接触，对他仕途上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不在意这些，他还讲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有两大对立的教派，其中每个教派都有一名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虽然教派之间杀得你死我活，这两个人却是知音，经常悄悄地跑到一块儿谈论音乐。他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将来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有远见、也非常纯洁的，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捞取政治资本”。 

    我后来终于到了台北，沈君山先生领我去拜访了两位国民党元老，一位是92岁高龄的陈雪屏老人，据说他仍在台湾总统府当“资政”；另一位是八十多岁的陈致平老人。这两位老先生都是围棋爱好者，而且一口地道的“京腔”，和他们聊天有种“如回故里”的感觉。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刘棣怀、过惕生、顾水如等北京老国手的事情，令人非常开心。

    陈致平老人说他很想回北京看看，特别是到曾经待过的地方转转，可他女儿不让他回大陆。我说你女儿太怪了，为什么不让你回去？他说女儿怕他身体不好。我说人只能是越来越老，不会越来越年轻，既然决定要回去，那就应该早去。这时他才告诉我，他的女儿就是风靡大陆的台湾女作家琼瑶。我让他转告琼瑶，就说我批评她，她自己经常到大陆来，也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自己的父亲早一天到大陆来，以了却老人家的一片心愿。后来琼瑶的弟弟带她爸爸来了，琼瑶还托她爸爸带了一块手表给我。我请他们吃了顿饭，聊了聊北京的一些变化，希望他不至于迷路。

    吴清源

    吴清源先生是我最崇敬的老一辈棋手，辈分跟我老师一样，可棋艺水平比我的老师高多了。

    吴清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天外有天》中提到，他曾经希望我到日本学棋，就住在他的小田原的家里，并为经费问题和读卖新闻社达成意向。后因“各种情况”没有办成。尽管如此，我对他的关心是非常感激的。

    在日本参加比赛期间，我曾专程去拜访过吴清源先生，并送了小礼物，以表达我对他的敬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我和沈君山在日本参加了一个世界桥牌锦标赛的选拔赛，本来日方安排我们参赛就是想让我们玩玩，没想到，我们却“毫不客气”地拿了冠军。赛后有人请我们吃饭，在座的有吴清源、林海峰等人。喝酒时沈君山说起桥牌的事，我一听桥牌就来了劲儿，借着酒兴跟他们猛吹我们是如何如何拿到冠军的。这时吴清源先生冷不丁给我来了一句“搏二兔，不得一兔”，意思是批评我在桥牌上花费的精力太多，势必会影响围棋。我当时口若悬河，正说在兴头上，一下子就呆了。沈君山见状哈哈大笑，后来他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我的窘态大肆描写了一番，说我正在得意之时，突然之间茫然不知所措。林海峰见我出了“洋相”，也开怀大笑。我当时确实狼狈至极，着实让吴清源先生给教育了一下。他是老前辈，说得也对，我只能连连点头。

    对吴清源先生我特别尊敬，只在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就是他老在提的21世纪的棋下法如何如何。围棋这东西，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棋手，对它的理解连一半都没有，包括藤泽秀行、武宫正树都讲过类似的话。而且越是高手，越觉得围棋奥妙无穷。21世纪的下法究竟是什么？应该说我们谁都不知道，只能跟着学。而吴清源先生到处向人家讲，21世纪的棋应该怎样怎样。我不是说他提倡的棋不对，我只是提出疑问，21世纪的棋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能知道21世纪的棋，那么我们的水平只有比21世纪高才行，实际上我们的水平肯定比21世纪低。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棋就没法和90年代比，时代不同，棋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像60年代跳过两米就是世界冠军，现在能跳过两米三的有的是。对未来棋的发展可以预测，但不能说这就是21世纪的下法。从技术角度我完全不能赞成吴清源先生的看法，在公开场合我也表示过我的观点，但这不影响我对吴清源先生的尊敬，他对围棋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能和“一代宗师”吴清源先生交往，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

    （摘自《聂卫平：围棋人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