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就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8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和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的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司法院长”)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的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画，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mirror writing)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的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丘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同等学力总额管制，比较难考。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诔》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国立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震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她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几十年后，他的弟弟黄锷院士告诉我：黄钟本来要留在大陆做共产党的，但他爸爸逼他到台湾养家，他就来了台湾，结果悒郁而死)。
黄钟的死，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去，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国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 ’”，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半个多世纪，却使我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风华绝代的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当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象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Zhe God Zhat Failed)的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Zhe New Class)的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 “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严侨三十三岁，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份，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着不吃早饭，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的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虽然此后几十年，这个学生一路风霜、二进牢狱、三生无幸、九死无悔，但是，这都是求仁得仁，都是种豆得豆。十七岁对我说来，仿佛是阿基米德杠杆理论中的支点，我虽没举起地球，但我举起了自己。
（摘自《李勘勘乱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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