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们二十五年后的认识，而在当时，在1957年的夏季，正如《决议》的正确判断：“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章乃器便是这个“不幸的后果中”的一个不幸者，而且还被说成是“右派老祖宗”。
命运之神已向他敲响了毁灭的丧钟，他还能有半点希望侥幸于免受其难吗?果然，从6月5日起，他便被推上罪与罚的批斗大舞台上，直接地面对着烈火纷飞、温度直线上升的声讨与责难。但是，孤高自傲、倔强不屈的性格，却让他不论在什么样规模的场合里，在什么样的强攻猛批的围剿中，始终不肯认输、认错，更不要说是低头认罪了。他一直顽固地坚持他的理论观点，与人做寸步不让的唇枪舌剑的论战。在众多的右派分子中间，表现得最为突出的镇定与固执，以至于毛主席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不得不再一次点名地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
他在检查中，只承认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而且说在解放前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对他起了补益作用，“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脱离泥坑，走上革命。”不承认他的理论观点有什么过错，更不承认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以充满着逼人的悲愤说：“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毫无相同之处的。”“我章乃器就是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字样。”不幸得很，同一样言词的话，又为另一个大右派分子罗隆基在6月25日同一天晚上，在两个不同场合的批斗会上(一个是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个是在民盟会议上)，不谋而合地说出来了。因此这又加重了他的罪行，有人便怀疑他参加了章罗联盟，追问他们在全聚德会餐会上策划了什么反党阴谋，订立下什么样污浊的誓盟。章乃器对此只哧然一笑地回答说：“我一生只去了四次全聚德，都是陪同外宾从事外事活动去的，根本没有章伯钧与罗隆基参加。”
他不仅寸步不让地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理论观点辩护，而且还挺身而起为其他右派分子辩护。在6月6日至8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了书面意见为在鸣放中说了错话的工商界人士李康年辩护，认为给他扣上“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大帽子不恰当。他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摘帽子。” “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该抓住一部分或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
6月16 日，他参加《光明日报》社召开的社务紧急会议，又为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社长章伯钧和总编辑储安平辩护。
他为什么要去参加一个新闻单位的反右斗争呢?原来，《光明日报》本是民盟于1949年5月9 日创办的一家报纸，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任社长、民盟的胡愈之任总编辑，萨空了任秘书长。1957年4月19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由各民主党派共同携手独立自主地来办，由九个民主党派各推出一位负责人组成社务委员会，章乃器作为民建会的代表参加了社委会。社务委员们共同推举九三学社的储安平任总编辑。《光明日报》在鸣放期间，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社论进行批判，说： “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间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方向。”而报纸的总编辑储安平，又在统战部举办的座谈会上提出“党天下”的言论，因而被当成大右派在报社内外受到严厉的批判。社长章伯钧不用说了，他已经被认定为是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总策源地，是章罗联盟的主谋。
6月15日，在中国民主促进委员会的建议下，光明日报社召开社务委员会，对《光明日报》一度右倾的大方向问题进行检查批判。会上，大家一致地对章伯钧、储安平的右派言行进行了揭发批判。只要头脑稍微冷静一点的人，在这个会议上只会明哲保身，一言不发，而他章乃器，却仍然不避嫌疑地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辩护，说他的本意无非是希望拆掉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墙，填平二者之间的沟。又说：“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 “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此举自然是招来更大的祸患。6月18日，《光明日报》就发表了民建中常委关于“绝不同意”章乃器在光明日报社委会上的发言观点并给该报的一封信，信中非常明确地说：“章乃器的话不能代表本组织。”同一天，民建会又做出了决定，撤销他的光明日报社委会委员的职务。6月19日，就是说，在他这一席发言后的第四天，又宣布撤销了他在民建会与工商联中的一切职务，并联合发出通知，《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声明。
在这火药味如此熏人的紧张激烈批斗会上，竟然也发生了一桩足资人们千古趣谈的轶闻轶事。会前，章伯钧与章乃器坐在一起闲聊起家常来。章乃器因与章伯钧同姓一个“章”字，它与“张”字虽是同音但姓此“章”字的人却甚少，故而也就闲攀起宗亲、聊起宗谱来，就好像《红楼梦》中贾雨村与冷子兴酒后无话，闲聊起他与荣国府贾家的宗谱来一般。不过，人家贾雨村提到的祖先是汉代能征惯战的名将贾复，而章伯钧提到的祖先却是被楚霸王连败九次、最后不得不投降的章邯。章乃器不禁笑了一声说：“那是位投降将军。”就这么句玩笑话，也被上纲上线，说章乃器自己坚持反动立场顽固不化，还讽刺挖苦已经做了彻底检查交待、向人民低头认罪的章伯钧。第二天， 《人民日报》上就有人写出揭露文章，痛斥章乃器的反动立场，说章邯是向农民起义军投降的，此一举动，是他深明大义，认清了历史的发展方向，章乃器不但自己不转变立场向人民投降，还挖苦讽刺别的准备要向人民立场投降的人。还有一个漫画家画了一幅漫画，标题曰“宗兄宗弟”，专门的讽喻已经陷入垓下之围的二章，还做着攀认同宗的借古讽今的调侃。
从此之后，章乃器就变成了顽固不化、准备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的代名词。“投降将军”也成了专门的代用词，大小会上不断有人提出来，警告某某顽固分子赶快做个“投降将军”，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
这时，有许多好心的人关心着章乃器的命运，他们不能直接过来劝说，于是便想方设法通过中间的人转述，其中也包括他的前妻、仍在民建会任中常委的胡子婴，人们都说： “你去劝劝他吧，他是个很有才华很能干的人，赶紧检查认错，这样对抗下去对他是很不利的。”6月20日，又有民建会中央的两处长奉命到章乃器家里来谈话，劝他赶紧作检讨，承认错误。他却仍然以不可动摇的坚毅回答说： “现在要我检讨，不可能。我只有批评!”两处长又说： “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做检查!”他态度明确地说：“我觉得，我的言论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他在粮食部领导人会议上表态说：“我爱党，我爱祖国，也爱我个性中可爱的东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部党组一位主要负责人要他做检查，他一口回绝说：“真理，要符合自己的思想。”
6月26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里举行的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书面检查说：“我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的，但绝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铄金’； ‘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他还在检查中说：“我绝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哪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
他还襟怀坦荡地说：“我是‘心安理得，轻松愉快’的。”
他说，有人问我：“没有共产党，你章乃器怎能当人大代表，怎能当部长呢?你怎么和共产党来争权夺利?”他的回答是： “部长也好，人大代表也好，这是人民给我的荣誉，我以责任感来接受，没有认为这是权利。争权夺利的事，我向来不做。”
有时，他还不失幽默感地说：“我这人不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不过，他也有动情之时，6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会议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批判章乃器的文字。他突然站起来声音哽咽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否值得考虑?”
有时，他也禁不住吐出憋在心头里的悲怆和愤怒。到了1957年底，在12月19日至21日，由民建中央、工商联、粮食部联合召开斗争章乃器的大会上，开头三天，他还能保持坦然地叼着烟斗任凭台上台下猛烈的炮火打他的态度，他有时安坐聆听，有时闭目养神，后来有一个人不顾事实地向他做反戈一击时，他实在忍耐不住，突然站起身走到那人跟前大声说： “你没良心！”
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章乃器已成了死不悔改、顽抗到底的典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其他单位都已宣告反右斗争胜利结束时，章乃器还依然故我，在他于1958年1月份所写的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中仍然毫无低头之意，他说：“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对待自己。”
对于这类死顽固的人，毛主席最后也只能作收兵的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
他既然要顽抗到底，那只能是加重处理了。于是，便决定于1月26日正式宣布撤销章乃器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行政上也准备撤销他的粮食部长。
1月2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里接见章乃器，章乃器接到通知后就乘车及时地赶到。在座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告诉他，我们马上就要撤掉你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已经告诉给章、罗两个人了，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你出席会议进行申辩。章乃器问：“撤职的事是否已经最后决定了?”周总理说：“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章乃器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会议的权利。”周总理听了点点头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原来也曾考虑过是否让你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章乃器说： “撤职倒没什么!我在《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中已经表示过这个意思，可惜总理没有看到那份检查。我在那上边就表示过，一个只能受褒奖、不能受处分，只能升职，不能降职，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公民。但是，对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我是不能接受的，是宁死也不能承认的。”周总理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允许保留思想的。”
在离开西华厅之前，周总理最后问他说： “你今后做何打算?”章乃器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周总理听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在离开西华厅之前章乃器再一次地向总理重申自己的态度说：“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绝不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1月29 日下午，国务院第69次会议作出决定，撤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
1月31曰，毛泽东发布主席令：撤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职务。他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的资格全被撤销，只保留了政协委员一职。
在这次狂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中，章乃器不仅自己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且他的家里，包括他的妻子杨美真、大哥章培、女婿尹宬也都先后被划成了右派。妻子杨美真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太重，再加上别人的挑唆，学着《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离家出走了。
（摘自《章乃器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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