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写一篇正面阐述中共对斯大林的评价的文章，而且要求在一星期内完成。
这一重要文章的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
这篇文章，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吴冷西这么回忆道：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政治局全体成员表示赞成。
毛主席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毛泽东委托陈伯达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言而喻，这是对陈伯达极大的看重。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初是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写的。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深谙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而且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理解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精辟分析。这样，陈伯达很快就写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初稿。
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花了一夜时间细读了陈伯达的初稿，于1956年4月2日凌晨4时，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写了一便函：
少奇、小平同志：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由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
4月2日上午四时
遵照毛泽东的吩咐，邓小平嘱令急排陈伯达起草的社论。然后又遵毛泽东的指示，把清样分送各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各副秘书长。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十三人，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
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原秘书长为任弼时，于1950年l0月病逝。邓小平于1951年4月被任命为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胡乔木。
此外，毛泽东还嘱分送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和胡绳等五人。
这样，总共为二十人——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嘱印清样二十份。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陈伯达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张际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
胡绳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毛泽东要求以上二十人在4月3 日上午，无论如何把清样看一遍。
4月3日下午，毛泽东指定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毛泽东指名送去清样的人也出席了会议。
《人民日报》的社论，很少有这样高规格的审稿。
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但比任何人都仔细地看清样，进行修改。
修改工作亦以高速度进行。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会议的意见，陈伯达连夜进行修改，于4月4日清早改毕。
4月4日上午8时，毛泽东嘱令将此文第二次打清样。毛泽东写了一便函：
“照此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第二次的清样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个别字句作最后的斟酌。毛泽东也细细地又看了一遍，此文定稿。
下午5时，此文送交新华社。新华社马上组织发稿，并组织许多翻译人员连夜进行翻译。
不言而喻，在各种文本中，以俄文稿最受重视。
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俄译稿是由师哲负责。他组织了编译局、外文出版社及《友好报》八九个人突击翻译，内中有几位是苏联专家。俄译稿分成八大块，分头进行翻译，在4月5日上午9时完成。由师哲通校全文，于下午3时定稿，交给新华社。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正因为这样，此文以高规格、高速度进行定稿。
毛泽东最重要的改动，是4月4日在印第二次清样前，把原定的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亲笔在标题之下，加上了这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这就是说，此文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
毛泽东是为了加强此文的权威性而加了这句话。
毛泽东对此文所作的修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斯大林
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晚年，写了这么一句：“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毛泽东还写道：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做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二、回顾中共的党内斗争史，表明中共没有发生斯大林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在陈伯达所写的中共党内斗争史那一段中，加上了几句：“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1930年发生的，后者是在1931年至1934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
在抗日战争一段，毛泽东加了一句：
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王明路线是非常憎恨的。
此后，毛泽东又加了一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53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毛泽东总结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经验：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毛泽东以上这一总结，是在表明中共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发生斯大林那样的错误。
三、毛泽东表示中共要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把斯大林晚年错误称为“泥坑”。毛泽东写道：
“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应当说，这时的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可惜，在他的晚年，却也陷入了这一“泥坑”。
毛泽东还指出，不仅仅是中共需要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写道：
“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四、力主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
毛泽东为文章专门写了一千多字的一段，成为全文的“核心段”。那就是文章结尾时的最后两段，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毛泽东在这一段中明确地说出不同于赫鲁晓夫的观点，虽然口气还是温和的：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毛泽东选择1956年4月5 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的原因是翌日——4月6日米高扬将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前来北京，毛泽东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赫鲁晓夫的批评没有点名。然而，此文一发表，各国都看出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共和苏共之间存在着分歧。
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之后，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如下讲话：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过了三天，即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提醒人们不要跟着赫鲁晓夫跑：
“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何必也跟着说臭?”
当然，毛泽东这些话，只是在中共高层会议上讲。公开申明这些观点，只是通过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正面说理。
中苏分歧在迅速扩大。特别是在1956年6月28日，波兰西部的城市波兹南发生了骚乱，引起波兰政局的动荡，人称“波兰事件”；紧接着，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又爆发大规模游行，政局大动荡，人称“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的爆发，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无不是由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的……
毛泽东不能不再度公开申明中共的观点，于是指示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把起草的担子压在陈伯达肩上。毛泽东善于“平衡”。《再论》是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
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两位政治秘书，当时乃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毛泽东对于这两位政治秘书，喜欢轮流使用。凡重要文件，陈伯达起草这一篇，尔后胡乔木起草另一篇。这一回，陈伯达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就把写《再论》的任务交给了胡乔木。
《再论》是以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为基本观点的。
《再论》仍沿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规格”，1956年12月29日，仍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同样标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相比之下，《再论》不再那么婉转，直截了当地点了铁托的名。文章批的是铁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实际上批的是赫鲁晓夫。
《再论》是中共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追溯中共和苏共的大论战，追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大论战，不能不研究这两篇最初的论战文献。
（摘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54.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