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消费型的社会
建设一个消费型社会应该是我们一个大的目标。我们有7亿农村人口的潜在大市场，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快速起步的阶段，中低收入群体占的比例还相当大，国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中国有潜在的消费大市场。如何能够把13亿潜在的大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大市场，既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也是我们发展方式转变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个主题就是如何从一个投资大国转变为一个消费大国，这是一个总体的大目标。
但是，当下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会感觉自己储蓄不够，没有足够的储蓄应对未来的一些经济上的风险，包括子女教育的需求、住房需求等等，如果储蓄不足的话，又怎么提高消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社会福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不会得到释放。建设消费大国、形成消费型社会是缺少基础的。为什么要向以国民收入为导向发展?那就是要把我们形成消费型社会，或者消费主导的格局建立在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基础上。
首先，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应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因为只有民富优先，才能够形成老百姓收入的基础，由老百姓的收入，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就形成了老百姓整个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起来了，我们的消费自然就带动起来了，市场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其次，我们要是让民富优先，现在关键在哪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在2010年“两会”当中有一个提案，名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人问：“能做到吗?”也有人说：“这完全可以做得到。”我讲的国民收入的问题主要是讲居民收入的问题，是从一个具体的、狭义的含义来讲的。我说完全可以做得到。第一，我们有10年每年8％左右的实际收入增长；第二，我们现在初次分配当中要适当提高比例；第三，我们政府要适当干预、确立每个地区发展水平下的最低保障或者最低工资标准；第四，重要的是再分配，就是教育、医疗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的均等化；最后还有一个结构性调整，就是税制、个税的调整，这些综合措施，再加上三个点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我想15％的倍增计划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在民生方面的投入还偏低
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物价上涨，房价在上涨，政府的收入在不断提高，这些问题都是当前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些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某些农产品的价格过快上涨，现在已经得到一定的抑制，这对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大家反映更强烈的房地产价格，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最大的问题在房地产当中——我不是研究房地产的——但是我觉得从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房地产有一个最低的保障性需求，处在中间的是改善性需求，处在顶端的是投资性需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这三个需求都挤到一股道上来了，哪一股道?商品房!这些矛盾都融合在一起了。
这些年我们在教育、医疗的绝对数的投入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大，但是，从相对数上来说，我们的比例还是偏低的。比如泰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很显然我们的经济水平已经比它要好一些了，但是泰国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早就达到4％以上了，我们到现在离这个数字还比较远，所以这方面应该说还是不够的。
应把土地作为物权还给农民
城乡一体化解决什么呢?解决城乡二元制度，什么制度?土地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土地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集中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户籍上。户籍本身没有什么价值，附在户籍后面的土地和社会福利问题，让它变得重要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实现城乡一体化，我想有两个大前提，一个前提是从法律上确立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成为一种物权，受到《物权法》的保护，并且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我看到一个数字，有人说陈锡文讲的，我没有核对。2009年全国的财产性收入当中，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3％，3个点，微乎其微。为什么?农民在土地中的收益太少了，少得可怜。几亿农民整个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到全国财产性收入的3个点。
另一个前提，我们说，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有差距，但制度安排如果长期排斥农村的话是不合理的。
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们需要改变的事情有很多。我想未来5年有几件事应该成为历史。其中一件大事是农民工这个词应该成为历史。你说5年以后，80后、90后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我们还叫他们“农民工”?还按照现在农民工的一个低成本来支持传统的工业化?行吗?历史不允许的，历史要抛弃它的。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需要顺应历史的发展，做出一些历史性的决策和选择。
5年內给农民一个说法
我认为在未来的5年左右，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历史性时期，这5年左右，应该把现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转变为居民居住制度。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种土地使用权不是债权，是一种物权。既然是物权，就应当受到国家《物权法》的保障，所有权是集体的，但是使用权是个人的，并且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这个制度应该把它坚持下来。我想未来几年，在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上肯定会往前走一步的，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会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伴随着这个变化，3～5年内，两亿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按照现在的预计，三年左右，中小城市完全可以放开户籍。我想五年左右大中城市的户籍放开也是大势所趋。我对这件事情比较乐观。很多人说做不到，我认为从现实看，可能有些条件做不到，但是大势所趋。另外，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时期，也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无论是趋势还是现实需求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要看决策者能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至于土地的出售权，必须在不改变土地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把权力还给农民。这个土地是农民的，农民具有它的使用权。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谁来做，怎么做，怎么做更有效，决策主体应该是农民。这个基础是最重要的。
政府不能再主导经济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济增长机制主要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型的，这在地方上看得十分清楚。
现在有一个大判断：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和趋势下，继续坚持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机制，是利大，还是弊大?要改不要改?我的观点很清楚，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机制，弊端越来越大，而且已经成为我们整个发展方式转型当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缺陷。
我们经济增长如果长期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那么市场因素肯定就会逐步减弱。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资源环境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的公平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的社会矛盾问题怎么解决?基本住房保障怎么解决?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不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机制，我们的发展导向问题和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我看来，“十二五”的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我讲的 “第二次改革”也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这个改革只有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是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从而形成一个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才更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更有利于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竞争主体，尤其是私营、民营经济，才有利于打破国有垄断。
（摘自《中国经济这些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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