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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1年02月01日 星期二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

    鲁利玲 《 书摘 》( 2011年02月01日)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走了。北京十里长街,自发的送行者百万计。与此同时,中央紧锣密鼓地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北大批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加之当时对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百般压制,3月底4月初,正值清明前后,人们通过悼念总理来发泄心中的强烈不满,不约而同地走向天安门广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什么

        4月2日晚上,我来到广场。当时的壮烈场面让我震惊:天安门广场铺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巍峨壮丽的纪念碑被层层叠放的花圈所围绕,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驻足的是,花圈上、树干上、纪念碑围栏上贴满了各种诗抄和小字报,人们以此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挤到纪念碑汉白玉围栏边,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样的标题反映了人们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泽东语录,旨在批判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报实际是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者,他们要翻中国革命的案、翻中国共产党的案、翻总理的案。这样翻案不得人心!”这篇小字报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看完小字报,正打算挤出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前边的女同胞给大家念一念!”随即有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我看了看周围,只有我一个“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许是因为小字报的内容与自己当时的看法一致,也就没多考虑,在手电筒的映照下高声念了一遍。刚刚念完,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接着又有人鼓动我念第二遍,又是《国际歌》。就这样,念了五六遍。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为了安全起见,我终于不再念了,挤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里绕了很多圈子,直到凌晨才迂回到学校宿舍。    

        此后的几天晚上,我到广场,只是看小字报和诗抄,没有再抛头露面了。当时凡是到过广场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白天在正式场合公开亮相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民群众骂得狗血淋头。这种巨大的反差映衬出“文化大革命”的衰象,广大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由此形成了昼夜两重天! 

        无论我怎么小心谨慎,还是被公安局盯上了。4月15日上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被学校的书记叫出来,说是公安局的人找我谈话。到了书记的办公室,有两位警察在等着我。他们上来就问:“你在广场都做了什么?”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我念了一份小字报。于是,他们责令学校领导让我停职检查。

        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

        4月16日凌晨3点,一辆警车把我从学校的宿舍带走了。先是带到了西城公安分局,次日又到了“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为了让我写材料,他们让我住在办公室,每天有人陪着我。

        初生牛犊不怕虎。让我写,我就写,我把这些年的思想认识如实地写了出来。诸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江青想当“红都女皇”,有政治野心;王洪文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缺乏理论水平、领导才能和群众基础等等。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党要襟怀坦白,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我错了,你们要能说服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好像姓王,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写一页,他看一页,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可真敢写!”说真的,我当时听不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以后,材料写完了,我就被转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坐上一辆挂着白窗帘儿的警车。从阳光上判断,车是一路向南,最后到了一个地方。警察收走了我的私人物品,把我带进一个房间,随手把门锁上了。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招待所,但看到门上贴的一张发黄的纸,醒目地写着“监规”,这才意识到,我是进了监狱。

        应该说,当时的触动太大了!我毕竟从小是受党的教育长大的,对共产党还是热爱的。我只是意识到党内一些人出了问题,希望党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从未想过要推翻共产党!尤其是我一路很顺,在学校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年级组长、共青团书记、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多年来一直在学习马、恩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怎么会进共产党的监狱?!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频繁地“提审”。提审我的警察大多是复转军人,文化水平较低。在审讯中,我还是这样的原则,怎么想就怎么说,你要说我错了,必须说服我。我给他们讲张春桥提“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什么问题,讲斯大林的“大屠杀”如何残酷,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看上去,他们似乎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了天安门事件的要犯。他们从我的宿舍中搜去了日记,其中,1976年4月6日,我记下了“天安门事件的结论”:1.这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2.行动的目标是针对党内修正主义者;3.任何群众运动都有过火行为,诸如砸汽车、烧楼房,这是不对的。就是这篇日记,被当时的公安局长刘传新作为“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政治结论,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我也被他们封为“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委员会,我也不是什么副秘书长。这是他们愚弄人民,将天安门事件编织成“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的骗局。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要把天安门事件的要犯拉去批斗。之前的几天,审讯人员加大力度,逼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不服,随即写下了《绝命书》,要效仿拉法格和劳拉,走他们的道路。这不是随便说说,我确实是有准备的。入狱不久,我每天梳头的时候,都会把掉下的头发收集起来,藏在褥子下面。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搓了一根很长的绳子,这根绳子我至今还保留着。《绝命书》递上去以后,让我躲过了一劫,没有把我拉去参加批判大会。

        此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监狱当局从我的宿舍中拿来了一些书籍。于是,我把《毛泽东选集》当做历史资料来读,把废牙膏皮卷起来当铅笔,在草纸上作索引,写笔记。把苏联的《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当做外语教材,从中学习俄文单词。同时,监狱里每天会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晚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这样,只要每天在学习、思考、关注外边发生的时事,人就不会被关傻了。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狱中,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朱老总逝世和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同牢房的刑事犯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又不是你爹妈死了,至于吗?其实,我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不是为毛泽东的去世而哭,而是为毛去世后的中国前途和个人命运担忧;只要中国仍在黑暗中徘徊,我的牢狱生活就会遥遥无期。

        在监狱中庆贺粉碎“四人帮”

        然而不久,我便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现了问题。因为前一天是我的生日,22岁,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伟人去世,往往是一个集体班子接替,这么快就强调“以谁为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紧接着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进一步要求“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此后,《人民日报》陆续刊登各省、市的表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时,还出现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要识别党内修正主义”的意思。于是,从10月16日开始,我每天用力敲打牢房的铁门,要求与监狱当局谈话,但他们一直不理我。

        直到10月20日晚上,看守所所长才把我叫出去。他问我:“你想谈什么?”我说:“中央出事了!”他问:“你判断,哪些人出事了?”我说:“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还有王洪文、毛远新……”他接着问我:“如果外面发生的情况和你分析的差不多,你怎么看待天安门事件?”我说:“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反对这些人,才被定成反革命事件的。如今这些人成了反革命,你说应该如何解释呢?”他当即表示:“天安门事件是铁板定钉,永远也翻不了!”但他接着又说:“当然了,你放心,你的问题会有新的解释。”谈完话,我平静了许多,静观事态发展。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快!也就是在这几天,监狱周围的城区陆续响起了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当时还很纳闷,又不是逢年过节,放什么鞭炮啊? 

        10月21日晚上,牢房中的扩音器照常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当播音员以高亢、嘹亮的音调播出“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时,新闻还在继续,整个监区就炸了窝!原来,天安门事件三百多人几乎都关在了“王八楼”。在正常情况下,犯人是绝对不许攀上窗户的。但在这一刻,伴随着广播中“四人帮”的名字一一报出,各个牢房中天安门事件的人纷纷爬上了窗户,我也和大家一样,把手伸到铁窗外,挥舞拳头,高呼打倒“四人帮”,口号响彻云霄!整个监区沸腾了!人们笑着、哭着、欢呼着;最后,不知是谁领的头,大家高唱《国际歌》……这一场面一直持续到《新闻联播》结束。应该说,发生这样的事,在共产党的监狱是史无前例的。看守人员不得不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做工作,让大家平静下来。

        此后,伴随着社会上要求放人的压力逐渐加大,到12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终于扛不住了,把关押的天安门事件的人集中起来办了学习班。一个中心议题是,要大家正确对待——当初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

        1978年11月,当天安门事件平反之时,我已经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大学里读书了。说心里话,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我没有太多的喜悦,有的只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文革”期间,几亿中国人的命运被少数几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翻手云,覆手雨。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我时常这样问自己。

        (摘自《亲历记:1978纪事》,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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