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以后，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直被隔离于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这是一项设施完善、防范严密的地下工程。
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戒措施
加强值班。由8341部队副参谋长、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等，昼夜在总值班室值班；工程管理中队在每个隔离点增设四名室外警戒哨；从机关、部队先后选调人员参加隔离江、张、王、姚的室内坐班。严格出入制度，减少进出人员，定制了特别通行证件，哨兵按证件和指定的名单放行。对部队加强管理教育，强化纪律，严守机密。增添了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中心与各隔离点、执勤点、后勤保障之间的联络畅通、指挥迅捷。每天定时通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喷洒清扫通道，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表现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
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座式马桶、较大的浴缸。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带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江青还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视，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对马晓先大发雷霆，且不听劝阻，不听警告。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监护人员不理她。过了几天，江青还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点之初，不时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用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室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谩骂监护人员!
汪东兴提醒监护人员，要保护好“活证据”，要发挥政策威力，要按“监护规则”办事。
一个月后，“四人帮”逐渐平静下来，慢慢地适应了环境，生活基本正常
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略微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伙食，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江青的伙食，由“八区”的机关食堂供应。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语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选》，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注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点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工作人员看他有时手脚不太灵便，偶尔有点幻觉反应。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把它留下来，午夜加热后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选》或《列宁选集》；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间或看点《毛选》，躺的时间比较长，有时熟睡，有时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给顶回去了。进点后两个多月的时间，江青每天都写日记，一次开饭时，她在吃饭，把本子敞在桌子上，马晓先看到她写的：“这些人对我这个样子，连马晓先也对我很不好，她是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的。”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来，江青就坐在床上，翻开《毛选》，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沉思默想，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为了配合审查，深入揭发问题，组织原身边工作人员对“四人帮”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
1976年10月6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处长孙凤山，把原先在“四人帮”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司机等同志共三十多人，集中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认识“四人帮”的罪行，揭发“四人帮”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许多同志提出，要面对面地同“四人帮”开展斗争，揭发问题。经中共中央“江、张、王、姚专案组”同意，于1977年2月对“四人帮”进行了批斗。
对江青主要是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及虐待身边工作人员的罪行。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医生主张要让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送一些一般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之中，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立即扬长而去。
江青在得意的时候，曾忘乎所以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将来要么被杀头、坐牢、不死不活地养着，要么掌权。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江青说这番话的目的，固然是为了笼络、控制身边工作人员；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她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不死。在工作人员有根有据地揭露下，江青不得不哑口无言，眨巴着眼睛，惶恐地站立着。
同时也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丧事活动，从一开始就进行破坏的罪行。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在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江青、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六万人参加、共五天时间时，江青、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
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的时候，江青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她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还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里，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把清样又看了一遍，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的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此外，还对“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加紧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以及阴谋策动叛乱等罪行，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从而威慑了敌人，鼓舞了士气，大大提高身边工作人员对“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认识。
在整个隔离期间，对“四人帮”的言行表现，每天每人有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后，送“江、张、王、姚专案组”办公室阅存。其中有些材料对深入审查“四人帮”的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情况。
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确凿事实证明，“四人帮”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党中央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惩办。8341部队夜奔秦城，将“四人帮”交由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约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交接工作的准备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好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特别强调行动要保密，各个环节要协调，要切实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押送任务，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做了相应安排。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出城后，沿路两侧大部是开阔地，秦城附近，有起伏的丘陵，桥梁、涵洞不多，有利于夜间行车。
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武器弹药齐备，除短枪外，还配有速射武器冲锋枪、轻机枪及手榴弹等。备有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保险车，采取精干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地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擒拿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方向，经沙河镇拐弯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9日3时，车已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铐住两手，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9日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1977年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拿着手铐跟江青讲：“今天要换个地方，带上这个吧!”她没有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面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她顺从地戴上手铐。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也有一些人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伸出两只铐着的手，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10日凌晨3时，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5时前，已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胜利地完成党中央交办的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合影留念，便宴款待，华国锋、叶剑英勉励8341部队
1977年4月12日下午5时，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与8341部队执行粉碎“四人帮”任务的全体同志合影，事后每人都保存了一张精放清晰的照片。
当晚6时许，政治局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便宴，与执行任务的同志们一起，庆贺粉碎“四人帮”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在主席台就座。席间祝酒时，华国锋同志说：“你们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说：“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武健华代表8341部队，感谢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出席便宴的还有耿飚，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副司令员邱巍高。
（摘自《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人民·联盟文库、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9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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