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走了。北京十里长街，自发的送行者百万计。与此同时，中央紧锣密鼓地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北大批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加之当时对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百般压制，3月底4月初，正值清明前后，人们通过悼念总理来发泄心中的强烈不满，不约而同地走向天安门广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什么
4月2日晚上，我来到广场。当时的壮烈场面让我震惊：天安门广场铺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巍峨壮丽的纪念碑被层层叠放的花圈所围绕，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驻足的是，花圈上、树干上、纪念碑围栏上贴满了各种诗抄和小字报，人们以此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挤到纪念碑汉白玉围栏边，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样的标题反映了人们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泽东语录，旨在批判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报实际是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者，他们要翻中国革命的案、翻中国共产党的案、翻总理的案。这样翻案不得人心!”这篇小字报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看完小字报，正打算挤出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前边的女同胞给大家念一念!”随即有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我看了看周围，只有我一个“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许是因为小字报的内容与自己当时的看法一致，也就没多考虑，在手电筒的映照下高声念了一遍。刚刚念完，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接着又有人鼓动我念第二遍，又是《国际歌》。就这样，念了五六遍。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为了安全起见，我终于不再念了，挤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里绕了很多圈子，直到凌晨才迂回到学校宿舍。
此后的几天晚上，我到广场，只是看小字报和诗抄，没有再抛头露面了。当时凡是到过广场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白天在正式场合公开亮相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民群众骂得狗血淋头。这种巨大的反差映衬出“文化大革命”的衰象，广大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由此形成了昼夜两重天!
无论我怎么小心谨慎，还是被公安局盯上了。4月15日上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被学校的书记叫出来，说是公安局的人找我谈话。到了书记的办公室，有两位警察在等着我。他们上来就问：“你在广场都做了什么?”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我念了一份小字报。于是，他们责令学校领导让我停职检查。
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
4月16日凌晨3点，一辆警车把我从学校的宿舍带走了。先是带到了西城公安分局，次日又到了“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为了让我写材料，他们让我住在办公室，每天有人陪着我。
初生牛犊不怕虎。让我写，我就写，我把这些年的思想认识如实地写了出来。诸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江青想当“红都女皇”，有政治野心；王洪文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缺乏理论水平、领导才能和群众基础等等。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党要襟怀坦白，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我错了，你们要能说服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好像姓王，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写一页，他看一页，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可真敢写!”说真的，我当时听不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以后，材料写完了，我就被转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坐上一辆挂着白窗帘儿的警车。从阳光上判断，车是一路向南，最后到了一个地方。警察收走了我的私人物品，把我带进一个房间，随手把门锁上了。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招待所，但看到门上贴的一张发黄的纸，醒目地写着“监规”，这才意识到，我是进了监狱。
应该说，当时的触动太大了!我毕竟从小是受党的教育长大的，对共产党还是热爱的。我只是意识到党内一些人出了问题，希望党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从未想过要推翻共产党!尤其是我一路很顺，在学校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年级组长、共青团书记、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多年来一直在学习马、恩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怎么会进共产党的监狱?!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频繁地“提审”。提审我的警察大多是复转军人，文化水平较低。在审讯中，我还是这样的原则，怎么想就怎么说，你要说我错了，必须说服我。我给他们讲张春桥提“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什么问题，讲斯大林的“大屠杀”如何残酷，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看上去，他们似乎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了天安门事件的要犯。他们从我的宿舍中搜去了日记，其中，1976年4月6日，我记下了“天安门事件的结论”：1．这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2．行动的目标是针对党内修正主义者；3．任何群众运动都有过火行为，诸如砸汽车、烧楼房，这是不对的。就是这篇日记，被当时的公安局长刘传新作为“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政治结论，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我也被他们封为“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委员会，我也不是什么副秘书长。这是他们愚弄人民，将天安门事件编织成“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的骗局。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要把天安门事件的要犯拉去批斗。之前的几天，审讯人员加大力度，逼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不服，随即写下了《绝命书》，要效仿拉法格和劳拉，走他们的道路。这不是随便说说，我确实是有准备的。入狱不久，我每天梳头的时候，都会把掉下的头发收集起来，藏在褥子下面。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搓了一根很长的绳子，这根绳子我至今还保留着。《绝命书》递上去以后，让我躲过了一劫，没有把我拉去参加批判大会。
此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监狱当局从我的宿舍中拿来了一些书籍。于是，我把《毛泽东选集》当做历史资料来读，把废牙膏皮卷起来当铅笔，在草纸上作索引，写笔记。把苏联的《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当做外语教材，从中学习俄文单词。同时，监狱里每天会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晚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这样，只要每天在学习、思考、关注外边发生的时事，人就不会被关傻了。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狱中，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朱老总逝世和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同牢房的刑事犯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又不是你爹妈死了，至于吗?其实，我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不是为毛泽东的去世而哭，而是为毛去世后的中国前途和个人命运担忧；只要中国仍在黑暗中徘徊，我的牢狱生活就会遥遥无期。
在监狱中庆贺粉碎“四人帮”
然而不久，我便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现了问题。因为前一天是我的生日，22岁，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伟人去世，往往是一个集体班子接替，这么快就强调“以谁为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紧接着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进一步要求“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此后，《人民日报》陆续刊登各省、市的表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时，还出现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要识别党内修正主义”的意思。于是，从10月16日开始，我每天用力敲打牢房的铁门，要求与监狱当局谈话，但他们一直不理我。
直到10月20日晚上，看守所所长才把我叫出去。他问我：“你想谈什么?”我说：“中央出事了!”他问：“你判断，哪些人出事了?”我说：“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还有王洪文、毛远新……”他接着问我：“如果外面发生的情况和你分析的差不多，你怎么看待天安门事件?”我说：“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反对这些人，才被定成反革命事件的。如今这些人成了反革命，你说应该如何解释呢?”他当即表示：“天安门事件是铁板定钉，永远也翻不了!”但他接着又说：“当然了，你放心，你的问题会有新的解释。”谈完话，我平静了许多，静观事态发展。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快!也就是在这几天，监狱周围的城区陆续响起了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当时还很纳闷，又不是逢年过节，放什么鞭炮啊?
10月21日晚上，牢房中的扩音器照常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当播音员以高亢、嘹亮的音调播出“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时，新闻还在继续，整个监区就炸了窝!原来，天安门事件三百多人几乎都关在了“王八楼”。在正常情况下，犯人是绝对不许攀上窗户的。但在这一刻，伴随着广播中“四人帮”的名字一一报出，各个牢房中天安门事件的人纷纷爬上了窗户，我也和大家一样，把手伸到铁窗外，挥舞拳头，高呼打倒“四人帮”，口号响彻云霄!整个监区沸腾了!人们笑着、哭着、欢呼着；最后，不知是谁领的头，大家高唱《国际歌》……这一场面一直持续到《新闻联播》结束。应该说，发生这样的事，在共产党的监狱是史无前例的。看守人员不得不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做工作，让大家平静下来。
此后，伴随着社会上要求放人的压力逐渐加大，到12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终于扛不住了，把关押的天安门事件的人集中起来办了学习班。一个中心议题是，要大家正确对待——当初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
1978年11月，当天安门事件平反之时，我已经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大学里读书了。说心里话，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我没有太多的喜悦，有的只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文革”期间，几亿中国人的命运被少数几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翻手云，覆手雨。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我时常这样问自己。
（摘自《亲历记：1978纪事》，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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