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因素（外一篇）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20世纪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努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个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苟且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外一篇】

    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怎么样呢，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约翰·邓恩说得好，谁都不是孤岛啊。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交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的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曲直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做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其实位置相似，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可是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事情就一定大大不妙。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远未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摘自《佛祖在一号线》，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