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游民问题

    鲁迅关于现代游民问题的思考

    首先是鲁迅关于现代游民问题的思考。王学泰先生在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谈到鲁迅的《阿Q正传》对他的研究的启示，并且指明“阿Q就是游民”。这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我们多年争论而说不清楚的阿Q的典型性问题。我要补充的是，鲁迅关注的中心是“阿Q式的革命党”和“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1936年7月19日，即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在一封通信中还谈到，“《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他因此感到“隔膜”与“无聊”。其实鲁迅的“本意”，在十年前即1926年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后”。鲁迅所思虑的是，中国进入“现代”历程“其后”的问题：他深知，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很容易培育出“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至少说，在中国“其后”的革命和改革中必要打上“游民文化”的烙印。

    本来，阿Q这样的游民，被社会挤压、抛弃，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们的欺辱，他们要造反，是必然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鲁迅早就说过：“人受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学泰先生强调“游民”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含贬义的概念，应该区分“游民”与“流氓”(阿Q就不是流氓，只是一个沾染了流氓气的游民)，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游民反抗、阿Q造反的合理性。问题是怎样的“反抗”，如何“造反”?鲁迅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他在《学界的三魂》里引用一位学者的观点说：“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造反)，其实是农民革命军”，而农民革命是要“自己过皇帝瘾”的；因此，鲁迅说，“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就是“造反”。著名的阿Q土谷祠的梦就说明他的造反就是为了得到“权势，元宝与女人”。这是反映了游民文化的特点的：他的思想仍旧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对奴役制度有内在的依附性，他的反抗，最大目标就是“受招安”和“取而代之”，于是也就没有真正的信仰，“有奶便是娘”，为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做，便是必然的逻辑。鲁迅在《杂忆》里还谈到，中国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游民)“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气，不是向小尼姑转嫁气愤吗?鲁迅说，这正是“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这也是游民文化的特点：不仅是欺弱怕强、欺软怕硬的“卑怯”，更是“烧掉”一切的破坏性。鲁迅既看到了这样的阿Q式的游民反抗的必然发生，并有其合理性，又忧虑其不能根本走出“奴隶时代”，及可能带来的破坏作用。历史已经证明鲁迅的远见性。——当然，以后发生的中国革命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阿Q式的革命，或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再演，其基本性质还是一个现代革命；但所打上的游民造反、游民文化、游民政治的印记，构成了某种“中国特色”，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说的鲁迅的远见性即指此：他是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的。

    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时，提出了“流氓哲学”的问题。他指出，“流氓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搞政治与耍流氓为同义语了”。而流氓政治的核心，就是“心术”。张中晓说，这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这里所说的“没有心肝”，就是没有道德底线，即是将前述“只要达到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游民哲学发展到极端，成了流氓哲学，而其基本手段“欺诈”与“暴力”也都是游民文化的极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张中晓的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在反抗这样的流氓政治的统治的“基本群众”中，“可以是内心负责的群众，也可以是不负责任的无赖、招摇撞骗的流氓”。这就是说，流氓政治家及其反对者中的流氓，都是流氓政治的产物，是相反相成，可以相互转化的。其二，张中晓还指出，流氓政治尽管实质上奉行的是道德虚无主义，但却又以“道德者政治”为其补充，以形成某种温柔性，把实际政治的残酷性掩盖了，制造某种幻觉。这大概就是所谓“流氓帝王”和“道德宰相”的巧妙结合吧。张中晓说，这是“东方政治”的奥妙，其实就是传统的“霸道”与“王道”的当代运用。

    游民文化、流氓政治，是必然要养育出“游民知识分子”，必然出现“知识分子流氓化”的问题的。鲁迅在考察现代游民时，也关注到这一问题。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篇重要演讲中，就从对上海滩，即上海市民社会的分析和市民文学的研究中，发现了“才子+流氓”式的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而是西方影响下的现代都市。因此，鲁迅所发现的“才子+流氓”的知识分子，是和农村联系薄弱的现代都市流浪汉，或者用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着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这是古今相通的。而这些上海滩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流氓所变换使用的理论，既有“中国法”，又有“外国法”，他们是传统文化与殖民地文化的杂糅的产物。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才子+流氓”的知识分子，最终是现行秩序的维护者：这是一批“毫无定见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底，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

    现实中国的游民问题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这种状况：大量的农民脱离了土地，流向城市。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但农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迁徙权，城市吸纳了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使用，却没有给予相应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纳他们，既允许农民脱离土地，又保留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这就有了形成“游民阶层”的可能。如果说第一代的农民工，主要感受的是脱离土地的自由，因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依然存在的不平等，基本上采取容忍的态度；到第二三代的农民工，就不再能容忍自己既不能为城市所容纳，又绝不愿意回到农村的游民地位，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必然引发反抗，这样的反抗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导致非理性的行为，这些年连续发生的恶性事件，一些第二三代农民工成为城市黑社会的后备力量，当然不是偶然的，其危害性也是显然的。

    我近年关注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发现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农村和乡镇，成了新的游民阶层的重要来源。如作家韩少功所观察的那样，“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的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的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这样他们就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流氓意识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维系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正常关系的伦理观念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荡净尽，这样的流氓意识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危害极大，造成了民间文化、社会生活底线的失守，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耳濡目染下，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年轻的新游民，他们身上正在发生道德底线的大失守。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一条新闻：长春农安县一个农民家庭老老少少六口人被杀，凶手竟是这家的三儿子，而他就是一个“初中毕业后整日游手好闲”的游民，他因受到家庭的谴责而恼羞成怒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兄嫂、妹妹、外甥女。这正是一个血的警示。

    问题是这样的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失业游民，又成为某些在校学生心目中的“榜样”，以至“英雄”。有一个《湖南农村留守型家庭亲子关系对儿童个性发展的影响》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们，家庭亲情和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无力和无奈，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许多留守儿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常消极”，他们厌学，逃学，就自然地羡慕那些“整日游手好闲而不缺钱用”，又有“兄弟义气”的游民、流氓，甚至以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成了游民阶层的后备力量。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计奔波，也为城市建设做贡献时，他们的子女却面临沦为游民的危险：这实在是残酷而不公。而遍布中国农村和城镇的游民，至今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忽视是迟早要受到惩罚的。

    在新的游民不断产生，游民中的“腐败的分子”流氓组成的“黑社会”在城镇逐渐成为日益强大的势力的情况下，又形成了权力机关，特别是基层权力机关和黑社会势力的相互勾结，实际上是某些基层权力机构的流氓化，即所谓“官匪一家”，这样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值得忧虑的，还有知识分子的流氓化。“才子+流氓”已经成为许多“文化明星”的显著特征。而且还出现了一批“勇敢分子”，不学无术，却充当学术警察和打手，且日趋得势，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以上所说，都只是一些观察，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的无非是表达一个意思： “游民学研究”，特别是现、当代游民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新的开拓。

    （摘自《活着的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