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年末，我受邀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创立一所新的联合大学。我当时本想一拒了之，因为神学院的工作做得很开心。教学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对课题有了真正的主导权，还有几个文学项目也在筹办之中，不想就此离开。
北京当时有两所小宣教学院，一个名为汇文，英文叫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隶属卫理公会)，一个是坐落于北京通州郊区的华北协和大学(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1900年义和团动乱后，这两所学院一直想联合起来。后来两方终于采取行动，在城东南角占下了一片临时准备的地方，一直通到老卫理公会学校的背后。当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决定下来，尤其是合并后的名字，两方对此都特别在意。如果这些分歧无法弥合，不能重新来过，那要在北京创建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也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汇文大学堂董事会有位成员是退休教士，家住在西雅图，当时从北京回到了南京，住在我家里。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当这个新大学的校长。我对他讲，我确已准备好尽全力在中国传教，但由于以往从未有过管理学校的经验，所以无法胜任，何况现在的工作也甚合我意，劝他还是另寻高人的好。他立刻告诉我说，此次他北京之行就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且希望能找个“带头人”，巩固住两方的联盟，起个领导的作用。
几星期后，我收到了正式的聘书，邀我去做北京大学的校长。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对于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我还是别去掺和的好，只有海瑞·卢斯博士警告我，一定要在应聘之前仔细审查一下经济方面的情况。在我之前，北京那边其实已请过很多人，双方都同意一个原则，即校长绝不能是本地人、局外人。至少这一条我还是符合的。此事让我想起昔日决定是否做传教士时的困境，所以这次我也打算用同样的方法考虑。几星期过去了，双方都督促我尽快决定。尽管我当时仍然不是特别想去，但还是应允他们会去北京调查一下情况。后来我曾数度试图抽身，最终还是被迫动身北上。
1919年1月31日我到了北京，顶着冰冷刺骨的西北风一路来到了位于城北的长老会教会。刚到目的地，我就意识到双方之间的矛盾原来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尖锐。汇文的一个毕业生代表团跟我说，不管两校合并后英文名叫什么，中文名称必须叫“汇文”，否则坚决不承认其母校地位。面对着对方一脸的严肃，我不得不又跑去征求另一方的意见。结果发现另一方什么名字都能接受，就是不要叫汇文。如果最后真的敢叫汇文，就干脆在通州把所有的毕业证书堆在一起点篝火烧掉，象征他们的母校从此灰飞烟灭。我会见的两方人员均是各自的领导人物，亦都是有头有脸的传教士。从这些人的态度中，我能看到反对联合的情绪是多么的高涨，也体会到了中国人要“面子”的文化。当时将汇文的英文校名定为“北京大学”的刘海澜博士一步都不退让，坚持要把原来的名字继承下来，合并后的大学新址与汇文接壤。但另一方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汇文这个中文名字。
当年有另外一所大学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清王朝土崩瓦解后的中国，当传教士为机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时，一个中英文都叫“北京大学”的官方大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不但全国上下人人皆知，名声甚至远播海外。蔡元培校长曾位居翰林院庶吉士，在欧洲留过学，他把北大办得出类拔萃。众多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慕名而来，其中最著名的就要算胡适博士。北大人出版书籍报刊，宣传进步革新，吸引年轻学子虔诚拜读。北大的氛围，就像当时一部刊物的名字一样，呈现出一片“文化复兴”的态势。我虽远在南京，却也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那两个布道会本来刚开始只是在内部争吵而已，到后来，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却非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真是无比荒谬。这名字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将北京大学塑造为国家的知识发电机。
后来，我同由清一色的外国人组成的理事会见面，跟他们说：只要争议在内部解决不了，我便无法做出去留的决定。他们也明白了我的意思，遂为每一方任命了十个人作为代表，五个外国人加五个中国人，共同来进行协商。他们要求我做主席，也是唯一的中立人士。双方为命名和其他问题猛吵了三天，有一次吵到连吃午饭都顾不上，还有一天直到半夜还未罢休。我一直仔细聆听，清楚地看到：尽管双方都迫切想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由于那些代表早已对自己人做出了太多承诺，且与对方矛盾太多，又缠在党同伐异的心态中无法自拔，因此谈判过程举步维艰。我也很明白，如果闹到这步田地之后我仍一走了之，那他们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再也打不起精神继续走下去了。另外，那时，我脑海中也出现了一个基督教大学的雏形，在这个古老迷人的城市、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纳良才，自由地实行新政策，进行改革。
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一下恍然大悟，用犹太人的话来说，就像耶和华显灵一样。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来承担这个职位，因为我是这些人唯一的希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其实争论的那些东西原本只是细微末节，远未达到无法解决的程度，但他们已经把自己逼得进退维谷，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解决问题，而且在北京，我们也需要一所大学来担起传教的大任。神终于响应了我的祈祷。当这些人再一次聚集时，我主动提出，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让我来领导，那我乐意效劳。我建议他们选出一个由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一定要不偏不倚，在每一个争论的问题上拍板，所有人都应遵从这最后的决定。他们欣然同意。会议的气氛轻松了很多，这些人也做回了往日亲密的好友和同事，毕竟这才是他们一直以来真正的样子。
然而，这个委员会的方案还是受到了中国人妥协文化的影响。他们提议某一边做出一些让步，另一边让多一些，依此类推，结果最后又陷回了原来的沼泽地。我当时已经回到南京等待消息，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不在那大学工作的朋友全都给我发了电报，敦促我一刻也不要延误，尽快再赶到北京去。当时是3月，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沙尘的滋味。北京人想必也是这样的吧，正欣赏着初春的明媚阳光，忽而又被从戈壁沙漠吹来的尘土打个灰头土脸。
我又一次同沮丧的理事会见面，跟他们说我认为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一、重新启动委员会那个方案，这次必须要遵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二、干脆不要合并算了；三、做出牺牲，放弃各自那些固执的坚持，从新大学的福祉出发考虑问题。要是这次会议仍不能解决问题，那我可是无能为力了。亲爱的刘海澜博士站起身来，老泪纵横地说，他一是受够了委员会中无休止的吵闹，二是根本无法接受取消合并计划。之前他可能是最顽固的人，但他现在却自己把所有的顾忌都摆上桌面，让大家处置。
他一做出这个举动，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之前看似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很快就化解了。双方都同意会议召开期间仍使用现在的中文名，之后由我负责取一个新名字。诚静诒博士——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了“燕京”这个美丽的名字，这个诗意盎然的词汇不但象征着古代燕国的首都，而且在中文语境中指代的就是北京。这个词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形式都很快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赏。整件事情说明，建立一个联合机构是多么的困难，而一旦成功创立，就会立刻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有的矛盾都轻松化解后，我也正式宣布就职，不过还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需要重新考虑选址的问题，但不要受历史的牵绊。二是我不应当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当时我还觉得这步走得挺聪明，挺有原创性，谁知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国际通行的标准程序，每个私营美国机构的新上任领导都要遵守。不过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一招傻棋。我第二次来北京，是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陪同之下。我对董事会提议让他来做副校长，负责财务事宜。此前山东齐鲁大学新建时，就是他出色地领导了筹备资金的工作，在燕京大学这件事上他和我也怀有相同的期望。
（摘自《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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