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闲笔不闲，这是邵燕祥写作的风格。这两篇小文章更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其话中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文化的爱心，当然我们透过文字，还能感到邵燕祥笔下隐隐的呐喊与批评，不仅还历史以真实，更是对现实的警策。
《诗刊》复刊的一个关节
由臧克家任主编的《诗刊》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纪念创刊五十周年时，该刊发表的《纪要》中说：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经邓小平圈阅，同意《诗刊》重新出版的报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语：“同意。毛泽东九月十九日”
读后总觉得这一叙述省略了什么。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相应的年月在第十三册：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同意《诗刊》复刊。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谢革光给红旗杂志社的信中写到，由于各种文艺书刊相继复刊或创刊，因此，《诗刊》的复刊已成为广大群众热切盼望的一件事。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将此信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在张春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毛泽东九月十九日”
这就明白了，前述“呈送给毛泽东”的，“经邓小平圈阅，同意《诗刊》重新出版的报告”，乃是后来毛泽东在上面写了批示的“张春桥的报告”。张春桥当时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在将民办教师谢革光期望《诗刊》复刊的来信转报毛泽东时作的报告。
其时，邓小平重回中共中央，恢复工作两年左右，进行“整顿”大见成效，而江青、张春桥等所谓四人帮则在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到了这个一九七五年九月，距离毛泽东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不远了。而不久前的当年七月，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话，对文艺界现状表示不满，说现在“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故九月间邓小平在圈阅张春桥给毛泽东的报告时，同意《诗刊》重新出版，既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也是他对文化界进行整顿后采取的措施之一。如果没有张春桥报送谢革光的来信一事，邓小平自然仍会从其他方面干预文化界的活动，如八月间曾围绕电影《创业》有所动作，但就未必会及于《诗刊》了。
因此，张春桥就《诗刊》重新出版问题经由邓小平向毛泽东的报告，对《诗刊》复刊是一个要紧的关节。在完整地叙述复刊一事时，是不应回避的。
现在回叙这家刊物的历史，是把它的复刊当做一件正面的建设性的事件，因此出于对张春桥厌恶的感情，不愿让他厕身其间，索性删去了事。
其实，如实地保留有关张春桥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的叙述，未必就是给他脸上贴金。因为历史地考察，张春桥之积极参与，自有他的“合理”的动机。当时国内的舆论工具掌握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之手。增加一份刊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占领了一块新的阵地，何乐而不为?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诗刊》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复刊，就理所当然地纳入了他们的宣传体系，在批邓、镇压“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前后发挥了他们预期的火力。
对于各个时期的无论大小的历史事件，有关人事还是要存真实录，如鲁迅所说，芟夷枝叶者必得不到花果，又岂止得不到花果而已。
这才像读书人的样子
偶然读到已故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晚年的一篇回忆：《我和辛稼轩的因缘是怎样结成的》 (收入张世林编《为学术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邓老提到了与他从事辛弃疾研究有关的胡适、傅斯年、陈寅恪。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读四年级时，选修了文学院院长胡适开的一门“传记文学”课。那时他拟定要写一本陈亮(龙川)的传记，一方面作为这门课的作业，另一方面也作为他的毕业论文。
邓广铭写好了《陈龙川传》，送给导师胡适去看。胡适给论文判了九十五分，评语第一句就说“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还向当时北大的许多教授加以称赞。同时他在评语当中也明确指出，对陈亮和辛稼轩的关系写得太不够，应当大力补充。因此，考证辛稼轩的生平，又成了邓广铭的一个新课题。
邓广铭翻阅了梁启超等人的《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的《稼轩词疏证》，对辛稼轩一生中许多关键性问题，从中都几乎得不到清晰的解决。他从吴廷燮编的几部年表得到启发：搜集材料必得博览群书，披沙拣金，别无窍门捷径。那时他对南宋人著作的知识并不太多，就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去搜讨，只要是感到可能与辛稼轩有关的书，无论是地方志或笔记或文集，都到图书馆去借阅。很短的时期，居然找到前此所有有关辛稼轩的撰述当中所没有出现的大量材料。这使他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资助科学研究工作的章程，资助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门类下还特别注明包括历史。他知道胡适先生是这个基金董事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便到地安门内米粮库四号胡宅去问他：我有没有资格申请。胡适说： “你当然有资格申请，你们二十几岁的人研究学问，应当受到鼓励。三十岁以后的人，研究学问就是他的天职了。”他问邓广铭准备做什么题目，邓说想替辛稼轩编一部翔实的年谱，最好能再编写一本《稼轩词笺注》。胡适听了之后说：“梁氏兄弟已经做了这项工作，而梁启超又是大名鼎鼎的人，你则是初出茅庐。基金董事会的学术审查人员多数为自然科学方面的，在文学史和历史方面真正内行的并不多，人家不会相信你更会胜过梁启超。因此，你得先写一篇文章发表，证明你确实能超过梁氏兄弟才行。”回来后，邓广铭就利用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赶写了一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评》，寄给天津大公报社的《国闻周报》发表了。
这篇文章刊出后，首先博得胡适先生的赞许。他对文章看得很仔细，过了些日子跟邓见面谈起，于赞许之后，还指出，可惜里面排漏了一个很关键的字(把“非常”一词的“常”字漏掉了)。不久，邓又接到杭州之江大学词学专家夏承焘教授来信，说他正在写唐宋词人年谱，其中包括辛稼轩，见了这篇文章后，他认为辛的年谱只能由邓广铭来写，他决不再写了。当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做导师的陈寅恪先生看了这篇文章，表示“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经常向人打听这个作者究竟是什么人。问到傅斯年先生，傅告以是他的学生，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不久的。陈寅恪一直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一九三九年邓广铭来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和陈先生初次见面时，陈还是首先就提到这篇文章)。 “这些师辈的同声赞许，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邓广铭说。其后不久，受资助的名单公布，果然有他的名字。
在着手写作的时候，对邓广铭写《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体例，傅斯年就有不同意见，他既不主张编年，也不主张注释。他自有他的理由。邓广铭根据自己的想法，有所采择，却没有完全遵行。书成以后，傅斯年把“年谱”、“诗文钞存”连同这本“词注”的书稿一并介绍到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去印行。只因排版刚好，太平洋战事突发，香港被日军占领，三书的出版一直稽延到多年以后。
读邓广铭先生的回忆，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一片文化氛围真好，做学生的如邓广铭固然是踏踏实实在做学问上下笨功夫，师长们在学术上有那么高的造诣，却还随时读报刊上新出的论文，为后生小子的学术发现而惊喜。他们识货，因而爱才，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在这里的师生关系中，看不到驵侩式的功利意图，更没有彼此利用的庸俗关系。不但与《围城》中的那番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不客气地说，与今天丑闻频出的学界、高校的反差也实在够大。作为局外人，也作为后来者，总觉得这些前辈，才像老师的样子、学生的样子，才像学者的样子、读书人的样子。
（摘自《画蔷》，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0年9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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