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4年阅兵大典上闪亮登场后，宪兵部队很快又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两年之后，因为一场意外，宪兵部队“声望”突然形成井喷，让其他国军部队翘首莫及。
这场意外，就是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蒋介石带着陈诚、朱绍良等要员赴陕西指挥“剿共”军事，住在西安华清池。宪兵第1团团长杨镇亚亲率该团第1连护驾。因恰逢蒋介石的生日，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因是蒋介石的族侄，又兼任侍从室高参，原本回了南京，也跟着这一行人马回到了西安。
这时日军在华北步步逼近，西安抗日热潮高涨，学生到处游行。蒋介石视而不见，却一个劲儿逼迫张学良去“围剿”陕北红军。学生要求抗日，军人要求卫国。张学良于是也提出说：“我们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外，收复东北失地。”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大相径庭，双方争执不下。一次，蒋介石拿出“领袖”气魄，拍桌打椅，呵斥张学良。张学良则学古代忠臣进行哭谏，但没能打动蒋介石的铁石心肠。为了让“糊涂领袖”猛醒，12日拂晓，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联手对蒋实行兵谏，派兵攻击华清池，抓捕蒋介石，逼他去抗日。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护身卫队有三十余人，在外院的，有宪兵四十余人。东北军营长孙铭九奉命率张学良卫队乘汽车开往华清池捉蒋。
他们进入华清池支路，宪1团宪兵远远就喊：“口令!”
“啪——”对方用枪子回答，且将宪兵击倒在地。
孙铭九下车后，一招手，官兵立即往华清池冲去，有的跑步攀墙，跳进院内。打开大门，和宪兵在前院稀里哗啦交上了火。在混战中，宪兵和蒋介石的侍卫们越打越退，完全没了以往演习时的“雄风”，步步后退，最后退到了二门内边第二桥前假山两侧才顶住。
孙铭九见手下被宪兵阻碍，说：“用重机枪、迫击炮射击。”
在枪声中，蒋介石外甥兼侍卫官竺培基和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慌忙护卫着蒋介石逃往骊山。
在华清池枪声大作时，蒋孝先和蒋介石另一族侄、时任侍从室会计蒋和昌正在急急往华清池赶。
原来哥俩儿昨晚参加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入陕军政要员举行的晚宴后，又去易俗社看秦腔，看完戏后又搓麻打牌，彻夜未归，玩到天要亮了，才往华清池赶。
蒋孝先是宪兵初创时期的实力派，他是蒋介石的族侄，甬江师范学堂毕业后，窝在老家教书。1924年，25岁的他听说大叔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立即跑去投奔，顺利进入黄埔一期。毕业后，被族叔重用，先在教导第1团当排长，不久提升为连长，1926年7月调升宪兵团第一营少校营长。1930年4月，谷正伦成立宪兵司令部后，派去日本考察宪兵业务的，他也是其中一分子。
1931年7月，蒋孝先受命将驻苏州第2师整编旅整编为卫戍第3团，即宪兵第3团，整编之后，他自为团长。第二年元月，一二八沪战爆发，他率宪3团开往松江参战，与鬼子打得很凶，死伤几百人。第三年3月，长城口战事爆发，宪3团与宪4团一起进驻北平，蒋孝先兼任北平宪兵部副司令。蒋孝先率部进城后，北平市民说：“宪兵第3团上次在上海打得很凶，这次鬼子在长城口也要挨揍。有好戏看喽!”
谁知蒋孝先并没率领宪兵开去前线，而是滞留在城内，日日抓抗日分子，捉进步学生，殴打同胞，宪兵竟然突然变脸了。长城口战事结束后，宪兵们继续留驻北平，除了抓学生，逮抗日分子外，还与驻守北平城内的东北军、西北军较劲，随意把杂牌军的官兵抓去毒打一顿，就是对日军和汉奸不敢乱动一下。宪兵被北平人讥讽为“抗日无功，祸害百姓有名”；蒋孝先虽年纪轻轻，“恶魔”之名传遍了北平城。
1935年6月，何应钦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为了实行“华北自治”，日军不仅要把中央军撵出北平，连宪兵也一起要撵。在协议正式签订前一日，蒋孝先突然调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少将高参兼第三组组长。除负责宪3团外，还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地位等同副侍卫长。之后，宪3团撤出北平，进驻西安。谁也没料到蒋孝先这次竟然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蒋孝先带着蒋和昌急急往华清池赶去时，突然前面一队东北军开着汽车拦住了去路。“嘎——”，司机不得不将车子停下来。
一位军官走过来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干什么去?”
蒋孝先见是国军军官放下了心，说：“我是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随即，还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过去。
拦路的军官是张学良卫队第2营代营长商同昌。一个小时前，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城来到驻扎在十里铺第2营营地，对商同昌说：“你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押蒋介石。”商同昌集合队伍后，因怕晚上太冷，冻坏水箱，两辆汽车已把水箱里的水放掉了。官兵上了车，司机说：“找不到水，没法儿开动。”孙铭九对商同昌说：“任务紧急。我带第7连先走了，你带第8连后行吧。”就在商同昌和司机找来水，装满水箱时，蒋孝先和蒋和昌坐着小汽车来了。
商同昌接过蒋孝先的名片一看，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是军委会委员长侍卫长，一是宪兵第3团团长，下面三个大字是“蒋孝先”；好啊!宪兵团长，一条大鱼!商同昌于是打着官腔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委员长之命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开走。”
随后，他把营政治指导员张××找来，悄悄地说：“这小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他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在我的车后边，扣完老蒋再处理他。”
张××领着两个手枪兵走过去，对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三个人在你的车里。”
这蒋孝先和蒋和昌平时咋咋呼呼，牛得很，此刻见这伙东北军比自己还牛，还“野蛮”，吓得一声不敢吭，乖乖地开了车门。谁知张××他们一上车，更“放肆”了，两个手枪手当即手就伸过来，缴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枪，然后大声喊道：“开车跟着走吧!”
商同昌乘兵车在前先行，张××则押着蒋孝先在后边跟着。
当他们到达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7连已冲进了大门，正在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商同昌跳下车，喊道：“上!”率部加入了扣蒋的战斗。在乱战中，蒋介石的宪兵哪打得过张学良的一个卫队营，守卫华清池的宪兵、卫士被击毙了一大堆。
天亮后战斗结束了。商同昌见着张××，问道：“宪兵团的蒋孝先在哪里?”
张××回答说：“你们加入战斗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后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在旁边，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把这祸害老百姓的败家子交给他们。我把他交给他们了，他们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
刘多荃是东北军独立第105师师长。他为什么打死蒋孝先呢?原来几天前，西安学生游行，要求张学良出兵抗战，蒋孝先和宪1团团长杨镇亚亲自指挥宪3团拖着钢炮去堵截游行队伍，并且气势汹汹地在十里铺和浐河桥一线的高崖上架起一排排机关枪，还出动了骑兵，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张学良闻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竭力劝说学生回去，结果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染得大哭，然后承诺“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蒋孝先不仅不抗日，还要屠杀学生，因此，刘师长这次见着他就没好气，心里只想动粗。
这时又有人报告说：“在北平镇压学生的，也是他。还借口严肃军纪，缴我们东北军弟兄的枪，不少弟兄被宪兵抓去毒打!”
刘多荃本来就有气，闻听此言，于是说：“那就拉去毙了。”
就这样，蒋孝先被几个士兵抓到路边给“毙”了。
在刘多荃枪毙蒋孝先的时候，宪兵第1团团长杨镇亚则被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抓住了。
杨镇亚号廉崇，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生。他本来做事还公道，为人也不太坏，是国军部队中名声还不算臭的将领。因此在谷正伦的“海选”中成为入围的宪兵团长。谁知他自打当上宪兵团长后就心肠变坏，杀人如麻，好事没份儿，坏事件件少不了他。因为作恶多端，他一被送到营部，就被士兵当场认出，说：“这家伙国内横国外乞!整自己人蛮行!”说罢，众人一围而上，乱拳将他活活打死了。
结果，在兵变中，蒋介石被捉，性命无虞，而宪兵却损失最大。官兵相继抓的被抓，毙的被毙，数十名宪兵及第1团第1连当了俘虏。两位团长蒋孝先、杨镇亚和上士技工长朱华、第1连上等兵胡致仕、第5连上士班长曹兆丰、上等兵杨志、邝汉杰、瓦煦、曾士能等12人丧命。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请秘书陈布雷捉笔写作《西安半月记》回忆录。陈布雷没去西安，自然没经历过事变，只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糅合在“回忆录”里，有时实在的事情前后接不上，就请蒋介石抽空自己回忆。一次，蒋介石回忆这“生死半月”时，突然伤感地说：“蒋孝先死得凄惨。”带着这份心情，并为了加重东北军“杀人”的罪责，回忆录还没出版，蒋介石于10月5日为蒋孝先晋升，追授为陆军中将。《西安半月记》回忆录出版后，宪兵们学习着“领袖著作”时疑惑不解地说：“按照宪兵条例，蒋团长彻夜不归，是要治罪的。他犯错出错，丧了性命，根本就不应该晋升的。”
尽管西安事变促使了国共联合抗日、共御外侮，然而，蒋介石却对被捉之事一直耿耿于怀。1951年，台湾“国民政府”为表彰蒋孝先与宪兵第1团团长杨镇亚及其他10名宪兵卫士“相继壮烈殉职之忠贞洁烈精神”，特颁订每年12月12日为“宪兵节”。
“宪兵节”一出，隐居在香港的老宪兵团长、抗战名将关麟征闻讯说：“在抗战中牺牲那么多宪兵，他们牺牲的日子为啥不能被定为‘宪兵节’？老蒋把12月12日定为宪兵节，不过是把这一日视自己如同耶稣的受难日一样进行纪念而已，荒唐，可笑之极!”
（摘自《国民党十大特种部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49.8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