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序
1985年4月中，李又宁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千家驹教授抵纽约访问，并指名要约我碰碰头。我想与又宁联合做东，请他伉俪午餐，而又宁不许——她坚持“独请”，不过她倒要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因为知道千君是胡适之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所以就顺便带一本拙著《胡适杂忆》请他指教。千公伉俪访纽时间短促，我们都忙乱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共同时间向他再次请益了。孰知别后逾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东京寄来的长函。读之大喜过望，读后等不及吃午餐便执笔写此短序；也来不及向千先生写信请示，便把他的长函寄给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发表了。这点我得向千教授道个歉。
千教授这位胡适的“大门生”(一个老“犹大”)，在这封信对我这个胡适的“小门生”实有无限的启发，也证实我对胡先生很多点重要的看法。人无十全，树无九枝，胡适之先生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再者，人心之不同、人识之不同，亦各如其面，张三说美，李四则不一定也认为是美。上世纪30年代中的青年，对“胡适”的看法已是“两极分化”。当时的左翼青年如千家驹者，便认为胡适“臭名昭彰”——原因是：胡适对社会的观察不够深刻，对社会的实况不了解，他就无法使青年思想从“左”变“右”。但是胡适是历史中人，而历史却不是只局促于二三十年的社会现象。起胡适、鲁迅等于地下，让他们在80年代再开个社会现象辩论会，其结论又何于欤?这就不是三两万字所能说得清的了。这是学术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苏雪林教授、胡颂平先生等哪能说得清呢!
不管我们这些“胡适的学生”对我们共同的老师的看法是怎样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结论：适之先生为人之高风亮节，对学术研究之忠贞不贰和尊重，对门生后辈之爱护提挈，看看千家驹这位胡学“叛徒”这封信——山高水长，这样的学者老师，中国历史上究有几人!?
千家驹函
德刚先生：
纽约一聚，快慰平生，惜以时间短促，未能畅所欲言。拜读尊著《胡适杂忆》，对胡先生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胡先生是个书生、学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我对胡先生的了解，自然没有您那么深刻。但胡之于我，却有知遇之恩，使我终身难忘。1932年，我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我在学生时代，就在一些当时二三流的刊物上写点文章，以骗取一点稿费。一次我写了一篇题目为“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某一刊物上，大意是说，从海关报告册上考察，大凡抵制日货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当时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经常发生抵制日货的群众性运动)，日货输入反而激增，这不能怪中国国民的“五分钟热度”，实因中国工业不发达；所以根本之图，应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中国工业化云云。主办这个刊物的是一个姓凌的小政客,有一次，胡先生刚好在去南京途中与凌某同坐一个车厢，胡无意中读到我的文章，他就问凌某：“千××是谁的笔名?”凌答：“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凌答：“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在大学毕业。”胡大为惊讶，认为一个大学生有这般水平，实在了不起，他回北平后一定要找我。后胡回到北平，与吴晗谈起(吴是胡的高足)，吴晗是我同乡、同学，又同年，与我为莫逆之交。吴就介绍我去见胡适。胡问我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我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胡自告奋勇，主动介绍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社会调查所是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陶孟和氏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对胡一向尊重，经胡一介绍，当然就成功了。但后来陶孟和一打听，我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陶先生便踌躇起来了，他又去问胡适，胡回答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经胡这么一说，陶无话可说，于是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可见胡是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场而坚决介绍我进研究所的。后来他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毕业即失业”之说，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本领，大学毕业绝不会失业，并举两例来证明：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即被一研究所定去；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就有两个大学抢着要。前例指我，后例指吴晗，虽未指名，实则影射我和吴晗，人皆知之。这就未免以偏概全，以个别事例否定整个社会现象，胡氏这种逻辑，是为我所不能同意的。
我进社会调查所后，我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以翻译世界名著为务)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当时——1933年——中国尚无《资本论》译本，不但没有全译本，节译本亦没有)。胡亦同意，并由吴半农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均由英译本转译，译好再互相校对。吴译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译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因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订有统一合同，所有译书均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拟分卷出版。哪知译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怕国民政府禁止，吴译稿已印就而不敢发售，我的译稿已校对清样而未予付印。现在吴译本存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已成海内孤本，鲜为世人所知，仅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将我写在吴译本前面“校对者的话”复印几份，分送有关方面。
1934年，胡又主动介绍我去北京大学任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我在北大毕业不过两年，怕我“下不了台”，而且赵也嫌我思想“左”倾，不肯同意。为此我写信给胡，对此事大发一顿牢骚(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此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但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我在1935年还是当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兼任讲师，离我北大毕业不满三年，所教的是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均为我的老同学。我去北大教书一事，并非出于我的要求，乃胡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其中经过都是陶孟和先生转告我的。
以上经过说明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谓“恕道”，这也许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作风”吧!这种“民主作风”是目前台湾或大陆所最缺少的。
胡先生当时虽名满天下，但他一点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我与前妻杨梨音女士结婚，是由胡先生证婚的，时间是在1936年1月1日，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我们夫妇在上面签名，据说最早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在举行婚礼时，他致辞和我开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胡先生在北平办《独立评论》时，他向我约稿，我给他写过两篇稿子，署名为“一之”。当时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多为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但我不愿署真名，因为胡先生在进步青年中是“臭名昭彰”的(所谓“誉满天下，毁满天下”)。胡明知我不愿署真名之故，却绝不强我之所难，对我的稿子，他也不改动一字，表示“文责自负”。这种精神，我认为也是应该提倡的。
以上关于我和胡先生交往的详细经过，我从没有公开披露过；因为在解放以前，如谈这些，在一部分人看来，不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在进步青年看来，则未免思想不够“进步”。解放以后，全国掀起批胡运动，我如果把这些发表出来，则我自己亦难免挨批挨斗；如我把胡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
今天，由于读了尊著，才引起我的往事回忆，把这些详详细细告诉您，希望您作为一种史料保存下来。自然，我对于尊著对胡的一些过高的评价是不敢苟同的。胡在中国文化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此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但所谓“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之说，则似过于夸大。依我之见，胡适之洞察力，其深刻度远不能与鲁迅比。鲁迅观察问题之深刻，在现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则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难免流于浮浅。当然，鲁迅与胡适各有千秋，见仁见智，不必强同。拙论仅供参考而已。
交浅言深，不当之处，幸希教之!(此函请转李又宁教授一阅)
顺颂
教安!
千家驹 5月11日
（摘自《书缘与人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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