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疗伤养成清晨运动的好习惯
蒋介石做事一贯认真，对于医疗这种关乎健康的事情更是如此，对于医生为自己制定的医疗保健方案他总要求证一番才会决定是否接受。每当他身体感觉不适，找来医生诊断时，他都问得非常仔细。如果医生建议做某些检查，或提出饮食起居方面的注意事项，或开出药方，蒋介石都要问明原因，要是医生的解说不够清楚透彻，或是他认为理由不够充分、缺少科学依据，他就不会接受。反之，如果他认为医生的建议有道理，对康复或保健确有好处，他就会成为医生眼中最合作、也是最有恒心的求治者。伴随蒋介石三十多年的熊丸医生回忆说：
“蒋公从西安事变以后，因为摔了一跤，脊椎骨受到伤害，骨科大夫劝告他要作一项运动，帮助脊椎骨伤势的恢复和肌肉的保健。听了医生的话，蒋公就每天清晨做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后来，脊椎骨及腰部的伤势已经好了，但是，蒋公仍然继续地做。
“有一天，清晨五点钟，蒋公派人把我找去。蒋公问：‘现在我腰部的伤已经完全好了，没有感到任何不适，这运动是不是还要继续?’当时，我考虑了一下，就这样回答：这个运动，并不完全是对脊椎骨和腰部的伤而作，它对先生整个肌肉的运用，关节的活动以及脊椎骨方面，都是很好的。恐怕这一运动，先生一生中都应该继续，不知先生是否方便。蒋公听了之后，就说：‘好，好。’”
熊丸医生说蒋介石说了“好”后，从此每天起床之后，必做半小时的运动。不论是在城里，或是郊外；也不论是在船上，或是在陆上，几十年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静坐调养身心
除了清晨运动之外，蒋介石每天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调养项目要做——静坐。
“静坐，是一位元老推荐给蒋公的。每天有一段时间静坐，天人合一，对人体的气血流通有所助益。”熊丸医生回忆道，“蒋公曾经问过我，关于静坐的问题。因为，西医对静坐没有特殊的资料，不能作正面的答复。不过，我仍说：静坐对身体不会有害处，而且，可能对心情的陶冶，心灵的修养有帮助。”
从此，蒋介石就每天开始了静坐，几十年间，即使公务再繁忙，必定会抽出时间来静坐，静坐时，绝对不受任何打扰。
另一位侍从医官陈耀翰对蒋介石的静坐功夫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蒋公平时对身心的调养，非常注意。每天早晚，固定有两次静坐，每次30到40分钟，抛开外界的一切事务，让大脑完全休息。蒋公静坐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动，闭上眼睛，深呼吸，双手放在腿部两侧。
蒋介石静坐时，陈医官曾在旁边静静观察，发现蒋介石在这种时候，已进入忘我的境界，有时蚊子叮在脸上和手上，都丝毫不觉，直到静坐完毕，才把蚊子赶走。陈耀翰认为，蒋介石的静坐，对精神修养很有助益。
抗战后期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官的钱漱石是这样记述蒋介石的静坐的：
“先生静坐养身，早、中、晚，各坐30分钟。先生有恒心，更有毅力，有次在重庆黄山官邸，先生晚上在卧室静坐，突然风雨交加，我从他身旁走过去，替他关好窗子，他都不知道。先生静坐完毕，还问我谁关的?”
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后任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的秦孝仪则讲出蒋介石静坐的思想活动：“在静坐中，反省一天的言行，同时默念孟子养气章，以及曾文正公、王阳明等的修身文章，从反省中获得新的启示。”
生活有规律是善待生命之本
蒋介石日常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与宋美龄结婚之后)。劳逸结合，行止有度，对于维护身体健康是大有好处的。
上世纪30年代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秘书的汪日章这样写道：蒋介石一向冷水洗脸，烟酒不沾，很少用茶叶，只喝白开水，外出就罩一件猫皮黑披氅……清晨即起，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七时坐功，八时批阅文件、写信，往往自己起稿文电，午饭后休息。下午二时起工作、看书，三至五时会客或外出开会演讲。晚饭前后必散步。在南京时常去中山陵一转，有时也转小街小巷，发现问题即饬令市长处理，限期汇报。……蒋每日必记日记，格式自己设计，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等；每星期增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是计划。他挂在办公室里的座右铭是《孟子》里的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其对文件的处理非常仔细，即使只错一字，也必追回改正后再发，对将发表的文告更是逐字斟酌，逐句推敲。看书专注，多加圈点与评语，如对《张居正评传》、戚继光征倭的《纪效新书》、《管子》等等，择其有用者作为理论根据，加上自己的言行录，印发分送各将领。
据跟随蒋介石五十多年的李大伟说，蒋公早睡早起，起床后先用水盥洗，然后喝一杯盐开水，盐必定自己放自己搅拌，然后祷告并静坐，再做十分钟柔软体操。七时许，即坐躺椅上开始做功课，看《荒漠甘泉》每日一篇，再看其他书籍，略阅报纸后，开始记前一天的日记，然后用早餐，早餐以宁波家乡清粥小菜为主；晚年为增加营养，亦偶吃燕窝等补品。早餐时由侍从人员朗诵当日报纸的重大新闻，读报人员多选国语标准者担任，如汪祥上校、卢守忠主任等(卢初任中校参谋，后升“总统府”机要室主任，蒋经国的秘书室主任等职)。九时左右，到“总统府”上班，批阅公文，会客或主持会议，有时出发视察各单位，或主持重大节目。下午一时左右回官邸午餐，饭后在花园散步，然后小睡片刻并静坐，再开始下午的工作：批稿子、批公文、见客、阅读或开会，直到黄昏。下午有时间，又到庭院散步，平常此时心情最轻松，故常念念唐诗或圣诗，对庭院树木花草亦提出保养之指示。下午七时半左右用晚餐，晚餐是家中最重要的一餐，夫人及亲属宾客都会到齐。晚餐后再到庭院散步，或备车外出。这时候先生与夫人会同车外出，到市区或郊区巡视约一小时回邸。先生坐车外出散步常有很多指示，如交通、市容等小事，通常由座车侍卫官转告有关单位，较重要的则转报侍卫长等来处理。
有病了中西医兼治
蒋介石治病是中西医兼治，一直对中医持保护和支持态度。中医在民国年间的命运跌宕起伏，不止一次命悬一线。清末民初西医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史学家陈寅恪语)，后来，这种民间全盘否定中医的言论，又转化成官方废止中医的议案、限制和歧视中医的各种行政命令。对此，中医界则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拼死抗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中，蒋介石是站在维护中医的立场的。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废止中医的议案，会后推举五位代表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蒋介石接见请愿团时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又说：“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病也服中药。”又吩咐秘书将他对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
中医在台湾更是命途多舛。晚年被台湾中医界人士推崇为中医“守护神”的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蒋介石支持他办“中国医药学院”(陈立夫任该院董事长30年)的经过：
“中国医药学院为覃勤、陈固、陈恭炎三人所发起办理，以弘扬中医为目的。创办之初，阻碍重重，因浅学者多数认中医为不科学，为其最大原因，唯蒋公并不同意此种看法，认为中医有中医的长处，应予以扶助改良，但学院主持乏人，内部常生纠纷，教部乘机派董事15人以改组之，其中9人为西医，是无异以西医攫取中医学院，反对之声浪高起，蒋公闻知，召我前去，谓我曰：‘中国医药学院依照教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却是学科学的。’我先谦辞，不获，乃允之。我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不是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自任董事长，报部备案，但无法找到一位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以任院长，不得已，选一著名教育专家郑通和先生为院长，果然一切顺利进行，唯此一中医学院，在台湾竟不易找到教授，须向香港请人，更找不到教材，须从头自编，毕业学生各公私医院不受欢迎，经千辛万苦之不断奋斗，居然一一为之克服，后来蒙经国先生之助，拨款以建医院，幸赖同仁之努力，一切进行顺利，今者学院扩展，各系均备，每年毕业者有七百余人，具有博士、硕士班学员，故最困难时期已过，而医院已有病床八百余之多(连北港医院在内)。声誉甚佳，为唯一的中西医合作之医院，今者中医之理论基础建立，中医之法律地位已定，公私立医院陆续增设中医部，公劳保中医亦能享用，卫生署对于中医之态度亦渐改变，十余年之苦干，已足以答谢蒋公之知遇矣!”
从以上回忆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中医的保护。
神秘的“总统病房”
在大陆时期由于连年战事不断，蒋介石偶有病患即由侍从医生为其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谈不上有什么正规的医疗保健措施。到台湾安定下来以后，则有了专门为其服务的“总统病房”。
1959年，台北荣民总医院于石牌阳明山麓建成揭幕。这座最初旨在担负退役国民党官兵就医的医院中，建造了一套依当时条件而论最现代化的“第六病房”——即“总统病房”，专责担任“元首”级人物的身体健康维护。
第六病房设在旧前栋三层楼上(现已拆除重建)，对外保密，有完整的安全措施。每当蒋介石到荣民总医院进行体检或治疗，第六病房自楼梯至后山都要设三道军、宪、警武装的警卫哨线，以确保情报无疏漏，安全可靠。蒋介石的侍卫长和他的卫士均转移至荣民总医院执行勤务。当局最高指挥系统也会移至医院，以备一旦发生紧急大事，蒋介石立可掌控全盘情势，就地发号施令。不过这都是设想的防备方案，这种紧急大事并未发生过。
1972年7月蒋介石在阳明山宾馆突发心肌梗塞，昏迷三天三夜，幸有医疗小组将其抢救过来。病情稳定下来后，荣民总医院从美国进口一辆心脏病人专用救护车，车内有诊察心脏系统的精密仪器，蒋介石如因公需要离开台北，就可乘坐这辆救护车出行，主治医师和护士都可在车内随行，以备万一。实际上蒋介石此后因病卧床极少外出，所以也没有使用过这部救护车。
“总统病房”建好后，蒋介石每年定期到这里接受健康检查，他的后任严家淦、蒋经国也在这里接受体检和治疗，前后持续了30年。
住在病房的蒋介石有一项较为独特的消遣方式——请人读唐诗。蒋介石一向喜爱唐诗，办公桌上总放着一册，有时他在房间里大声诵读，站在门外的侍卫们都听得见；散步时兴致所至也会边走边吟诵唐诗。此时病卧在床，则请一位国语发音很标准的护士小姐骆京璧到病榻前念唐诗。据姜必宁教授回忆，他听到骆小姐读的是韩愈的诗，“我听的当时感觉，先生想回大陆。”熊丸医生记得，蒋先生在过世的前几天，突然要护士小姐为他读题为“清明”的古诗，后来他果真在清明节去世，“冥冥中似乎自有巧合”。
由孙中山先生同其僚幕共同作词的《中华民国国歌》在蒋介石的心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蒋介石卧病期间担任其侍卫长的邹坚说，有一天蒋公对他说：“你找人替我抄一份国歌来。”他立即请人用正楷把每个字都写大点，抄了一份送去：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蒋介石将其放在床的面前，每天都可以看得到，他说：“我要经常念。”
蒋介石偶尔会让陪坐在病床边的蒋经国背诵《左传》和《大学》的某一篇章。蒋经国便遵嘱朗声背出书中的那一章，连室外的医护人员都听得见。蒋介石病重的那段日子，亲属中陪侍最辛苦的就是蒋经国，他在医院住在侍卫住的房间里，除每天早晨探视之外，忙完公务一定赶到第六病房陪父亲吃晚餐，如需要去外地或郊区视察，必定先向其父报告，说明晚餐不能陪同用膳。听到其父说：“好、好”，才放心而去，且到了外地，也经常以长途电话联系，并告知自己的行踪。
宋美龄则是病房中最有权威的人，并总是给病人带来温馨。当年在病房护理蒋介石的护士胡静安女士回忆说：“通常要进先生病房是很不容易的，就连教育长(蒋经国)要问候先生都要征求先生同意，只有夫人真正的随时进出。夫人一来，我就会报告先生：先生，夫人来了。夫人常笑着问先生：‘达令，你今天好吗?’”熊丸先生记得：“有一次蒋公对夫人说：你只要坐在我的旁边，不用讲话，我们也等于在讲话。蒋公在病中，夫人每天总会在他旁边坐上好一会儿，一对神仙伴侶，静静地对坐着……”
蒋介石自1972年7月22 日，在阳明山中兴宾馆心肌梗塞发作陷入昏迷被抢救过来后，于8月5日住进荣民总医院，在“总统病房”住了两年多，在1974年底回到士林官邸，他的最后一程是在官邸二楼会客室布置成的病房中走完的。
(摘自《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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