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心，以自己对北京的无比热爱，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理想的北京，一个现实而又诗意的北京。于是，老舍的名字，老舍的文字，老舍的饮食，也因此成了北京的象征、北京的符号。
下小馆
这里所说的下小馆，是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那时，下小馆，对老舍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会友。在小饭馆一坐，要上几样可口的菜，谈话叙旧，无拘无束，越谈越热乎。下小馆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因为它随便，并不专为吃。二是品尝风俗。从这个角度上讲，老舍带朋友下小馆，颇有点采风和欣赏艺术的味道。于是，下小馆也成了老舍的爱好之一。
老舍26岁到英国当教师时，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有句格言：“美满的交际立于健全的胃口之上。”老舍的肠胃不甚健壮，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常常不能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并患有神经性肠炎，碰见油腻、牛奶、生冷，都很难招架，甚至，东西还没进嘴，光是想一想，就有饱肚的感觉。在他眼里，最好吃的：早饭——豆浆油条，午饭——炸酱面，晚饭——酱肘子夹烧饼，还有小米粥。一日三餐，他很能将就，只要能按时吃饭就成。
如此看来，下小馆，最多的是为了别人。这一点，在老舍许多朋友的回忆中，都能找到根据。像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新凤霞、碧野、萧涤非诸先生，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老舍下小馆的事。
1935年的一天，老舍在青岛与萧涤非教授下馆子小酌。萧教授自带一只聊城熏鸡当下酒菜，老舍品尝后赞道：“别有风味，生平未曾尝过。”当得知这个聊城特产尚未命名时，老舍便说：“这鸡的皮色黑里泛紫，还有点铁骨铮铮的样子，不是挺像戏里那个铁面无私的黑包公吗?干脆就叫铁公鸡。”此事传开后，聊城的熏鸡也就得了“铁公鸡”的绰号。
在武汉和重庆的时候，老舍全靠写作谋生，生活相当艰难。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舍卖掉一身衣服请客的事，也是有的。譬如，老友罗常培先生由昆明来到重庆北碚，老舍便有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老舍被朋友请饭，也是常事。
一次是1941年他到云南，遇到了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诸文坛老将，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这些教授当时极穷，即使是最便宜的小馆常吃也请不起，于是便轮流地把老舍请到家中，或包饺子，或炒几样菜，或烤几罐土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另一次是1942年11月16日，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举办50寿辰宴会，实为文化名人大聚餐。参加者需缴10元钱。每次菜未落桌，盘底已空空如也。文人无形，筷子已不足为武器了，而愉快胜任的莫过于两双手的“五爪金龙”。老舍的食鸭滑稽表演，让前贤刘伶自愧弗如。此种吃法戏称“闪击”，对付闪击的办法就是“游击战”，所以老舍到处游击，但不能白食，故每桌去猜拳，而猜拳又妨了吃菜，所以等到老舍伸出手去吃鸭子时，只剩骨架了。有个文友捉弄他：“舒先生请吃鸭吧!”老舍近视眼在鸭架上水漩涡般打转，接着一本正经地说：“怎么，今天厨子的火功太好了，我在研究解剖学呢!”次日清晨快报载道：老舍先生以其“对鸭骨头的解剖，表演了老舍式的豪放与幽默，胜刘伶、赛李白”。
1946年2月，老舍到上海。根据叶圣陶先生的记载，15天之内，有叶先生本人参加的为老舍、曹禺作饯的宴会就有9次之多，出席者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夏衍、胡风、吴祖光、赵家璧、叶以群、蓬子等。叶圣陶在日记中曾写道：“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总之，老舍的人缘极好，出门大家争着约他吃饭，甚至连开车的司机也掏出钱请老舍喝酒。
解放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到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盒走进院来。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内分格。打开盖一看，里面分装着火腿、腊鸭、酱肉、熏鸡、小肚，都切成薄片，很是精致。在北京，这叫做“盒子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
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有好几次，不过，食品总不会重样，即使常来的人，也回回都要发出惊讶的赞叹，回回都要刨根儿问底儿，打听老舍是由哪儿把它们“变”出来的。
食艺一绝
老舍家有一样菜远近闻名，年年必做，备受欢迎。有客人来，往往点名索要。老两口毫不含糊：管够，管够!这个菜，叫“芥末墩儿”。芥末墩儿是老北京传统风味小菜，是从满清年间流传下来的，它属于素菜，而且是素菜里的首席。满族人尤其喜欢吃这道菜。
老舍与胡絜青刚结婚的时候，头一回单独以小家庭的形式过年，心血来潮，“命令”夫人动手做几样家乡的年菜吃吃，头一道就点了“芥末墩儿”。夫人胡絜青当仁不让，一口承诺下来：没问题。可是心里打了鼓，不会呀。在娘家当姑娘时，年年都吃，就是一回也没瞧见是怎么做的。胡絜青先后失败过三回，老舍非常高姿态：没关系，事不过三，第四次准成。其实，这三次失败的原因，恰恰是做芥末墩儿的主要秘密之所在，掌握好这三条，八九不离十，基本上没问题。
首先，是选鹅黄的白菜心，切成一寸多高的墩状，为防散落，用马莲草捆住，漏勺托着开水焯一下，控净水，放进干净瓷盆里，一层白菜一层芥末糊，再撒些白糖，数层码齐，将盆口封严。两天后，辛辣鲜香、开窍通风、甜酸清口的芥末墩儿便可上桌了。
茶中瘾君子
茶与文人确有难解之缘，茶似乎又专为文人所生。茶助文人的诗兴笔思，有启迪文思的特殊功效。
饮茶，可以说是老舍一生的嗜好。他认为“喝茶本身是一门艺术”。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
旧时“老北京”最喜喝的是花茶，“除去花茶不算茶”，他们认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老舍作为“老北京”自然也不例外，他也酷爱花茶，自备有上品花茶。汪曾祺在他的散文《寻常茶话》里说：“我不大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虽说老舍喜饮花茶，但不像“老北京”一味偏爱。他喜好茶中上品，不论绿茶、红茶或其他茶类都爱品尝，兼容并蓄。我国各地名茶，诸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祁门红茶”、“重庆砣茶”……无不品尝。且茶瘾大，称得上茶中瘾君子，一日三换，早中晚各执一壶。他还有个习惯，爱喝浓茶。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写到他家里穷，在他“满月”那天，请不起满月酒，只好以“清茶恭候”宾客。“用小砂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叶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老舍后来喜饮浓茶，可能还有点家缘。
老舍好客、喜结交。他移居云南时，一次朋友来聚会，请客吃饭没钱，便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品茗叙旧，来个“寒夜客来茶当酒”，品茗清谈，属于真正的文人雅士风度!
抗战期间老舍蛰居重庆时，曾在一篇杂文里提出要戒茶，这决非本意。“不管我愿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叫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忆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连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也因物价飞涨而喝不起茶，竟然悲愤地提出要“戒茶”，以示抗议。嗟呼，茶叶太贵，比吃饭更难。像老舍这样嗜茶颂茶的文人茶客，他是爱其物、恨其价，爱与恨兼融于茶事之中。老舍与冰心友谊情深，常往登门拜访，一进门便大声问：“客人来了，茶泡好了没有?”冰心总是不负老舍茶兴，以她家乡福建盛产的茉莉香片款待老舍。浓浓的馥郁花香，老舍闻香品味，啧啧称好。他们茶情之深，茶谊之浓，老舍后来曾写过一首七律赠给冰心夫妇，开头首联是“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以此怀念他们抗战时在重庆艰苦岁月中结下的茶谊。回到北京后，老舍每次外出，见到喜爱的茶叶，总要捎上一些带回北京，分送冰心和他的朋友们。
老舍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时，总是随身携带茶叶。一次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老舍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瓶。可是老舍刚沏好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身服务员就给倒掉了，惹得老舍神情激愤地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这也难怪，喝茶从早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才如此。西方人也爱喝茶，可他们是论“顿”的，有时间观念，如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莫斯科宾馆里的服务员看到半杯剩茶放在那里，以为老舍喝剩不要了，就把它倒掉了。这是个误会，这是中西方茶文化的一次碰撞。
老舍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无论是在重庆北碚或在北京，他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茶在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起到了绝妙的作用。老舍1957年创作的话剧《茶馆》，是他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也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老舍谢世后，夫人胡絜青仍十分关注和支持茶馆行业的发展。1983年5月，北京个体茶室焘山庄开业，她手书茶联“尘滤一时净，清风两腋生”相赠，还亲自上门祝贺。
（摘自《名人吃喝那些事儿》，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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