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

    江青1937年8月奔赴延安，1947年3月随中共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在延安十年间，她经历着堪称甜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相夫教女，淡泊宁静，此前的风言蜚语逐渐消退，此后的风生水起、恶谥骂名尚未登场。

    情投意合的恋爱

    1937年8月，洛川会议期间，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讨论决定抗日军事策略等问题，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报告。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肖劲光参加会议。8月25日，会议最后一天，肖劲光夫人朱仲芷搭乘一辆红军运粮卡车从西安途经洛川，稍事停息。随车同行的还有从上海奔赴延安的青年演员蓝苹，即尚未改名的江青。

    1938年7月，建党纪念日和抗战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三个现代戏：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据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员张颖回忆，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了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称得上是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7月7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大会，上午各界群众冒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毛泽东作报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门旧址进行文艺演出，压轴戏为《松花江》。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一起来看戏。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嗣后，毛泽东还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编京剧《松花江》这出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主要是其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爱戏及人，爱江山也爱美人。当革命理想与浪漫爱情可以互为因果，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毛泽东更加关注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钓鱼台宾馆看电影时，颇为得意地对其秘书如是说。

    江青与毛泽东恋爱的具体经过，也许会成为永远的个人隐私与历史秘密。三十多年后，当采访者面对面地询问他们恋爱的具体情景时，江青总是转移话题，但在她那张习惯于公众场合做样的脸上，显然闪现出浪漫思绪的光彩。这应该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并且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回避态度。“她努力保守个人隐私，因为无论是传统观念还是革命纪律都不允许她公开这场爱情与婚姻的具体细节。”作为女性，为了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严，江青愿意透露的是毛泽东主动找到她。据她向维特克介绍，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作报告的入场券。她感觉震惊又敬畏，始而谢绝，继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这张票子，并且届时去聆听他的演讲。无论这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是首先认可作为一个女演员的江青，然后寻求可以合拍的共同革命的思想基础。

    此间，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回忆，从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五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这个《打渔杀家》，就是1938年7月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的新编京剧《松花江》，部分回忆文章中又称《松花江上》。“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实际上就是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惊天动地的婚姻

    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从现代社会独立人格的角度，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媒妁之言，反对婚姻上的迷信观点和物质经济条件，积极倡言“恋爱中心主义”，认为“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这种恋爱是神圣的，不受任何制约、威迫、利诱以及任何人包办、代办。只有这种恋爱结合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它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这是一种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的恋爱婚姻观念，是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具体表现。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女双方，出于神圣的爱情走到一起，无须其他任何附着的结婚仪式。“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综观毛泽东的几次婚姻，除了少年时期父母包办的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之外，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恋爱婚姻主张。他与杨开慧的结合是这样，与贺子珍的结合是这样，与江青的结合也是这样。

    在江青进入延安之前，1937年7月，因为“吴光伟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贺子珍负气出走，吴光伟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8月底，从洛川回到延安，毛泽东对江青有较好的印象，尚未发生爱恋之情。江青在进入中央党校前后，一度交往密切的是有“红军才子”之称的朱光。党校结业分配到鲁艺初期，江青钟情的是鲁艺训导处主任徐以新。同年10月，延安又发生“刘茜事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红军干部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恋爱不成，恼羞成怒，枪杀对方。陕甘宁边区政府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震惊延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亲自到会，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阐释革命队伍里处理恋爱婚姻关系的准则是“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随即，毛泽东为抗大学员做关于“革命与恋爱问题”的专题报告，阐述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这在“恋爱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增加了革命与爱情并行不悖、情投意合的新内容。

    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出身卑微，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的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记者采访时的直言真语。

    江青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可能是三流的；江青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艺术；有思想，别具识见；有追求，抱负远大。她缺的是生活，从平凡生活中体验出甘甜美好的心境情愫。好在，恋爱同居只要有前者就足够了，婚姻持久幸福才需要后者。

    7月文艺演出，8月工作调动、生活同居，1938年的延安夏天，暴雨，烈日，山洪，泥石流，都属于毛泽东与江青这对特立独行的革命恋人。

    当时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结婚程序，当事人双方提出申请，领导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特别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的红尘往事的领导同志，如当时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当时在新四军的项英、扬帆等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事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

    曾经在长征路上与贺子珍结伴为战友，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谢飞后来回忆：“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直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公开写信，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留在江青记忆中的是，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坚决不予接受，态度果断刚毅，没有商量余地。他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三十岁”，而她当时24岁，毛泽东45岁。其实，年龄不是什么问题，贺子珍比江青只大5岁。

    另据杨尚昆晚年回忆：“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陈云当时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冲天一怒为红颜。“如果大家不同意，宁愿回家种田去。”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实。至于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讨论并作出决议，同意他们的结合，但“约法三章”，迄今没有正式档案文献证实。其内容是：“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中央提出类似的请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也许是有关部门找江青谈话时，提出的几点原则性意见，后来被传说为“约法三章”。但是，为了保密制度和军事安全考虑，组织部门再次对江青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结论是可靠的。

    本来他们没有想到要举行任何结婚仪式，为了表示对反对意见的抗拒，毛泽东欣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上酒宴，连续两天，分批宴请宾朋，以示喜庆。

    第二次请客是在1938年11月20日，正遇上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古城一片狼藉，延安惊天动地。

    （摘自《阅读mook》19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