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多个关于“三农”工作的文件，并加大力度，关心支持“三农”工作，浓浓暖意融入亿万农民群众的心田。在惠农政策的阳光普照下，农民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由于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使中央的惠农政策走样变味，导致农民不满。本文所讲的事例，虽非普遍，但却值得引起重视！
——编者
贷款读大学的“迷惑”
著名的“放羊娃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今天我的日记里记录的也是一个“放羊娃”。一个放羊娃读书读到大学，又回到“放羊娃”的历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讽刺还是一个启示录，我相信人人读了都会给出一个高见。
在海晏县一个半农半牧区，我遇到一个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牧羊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才25岁。他前年大专毕业，祖辈都在农村，父母更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亲戚朋友没有一个在城里或者行政机构工作。毕业后他找工作找了几个月也没有找到，钱也花完了，无法在城里继续坚持下去了，只好离开西宁回到了他走出的农牧区。原想着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原想着他大学毕业后能有个好工作还能挣到钱，不但可以还清上学的贷款，还能供弟弟上大学，还能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过上好日子。可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黑夜偷偷回到家时化成泡影了。
这还不算，他读大专欠下三万多元债，这成了这个家庭最大的负担。他刚回到家时，因没有在城里找到工作羞于见村里人。他整天悄悄躲在家里，有几个月没有迈出家门半步，可他总不能这样下去啊。看着父母已经被欠下的债愁得更加消瘦与苍老了，他一个大小伙子整日窝在家里不是个办法。他想再出去找工作，可家里实在拿不出百十元钱给他做路费，到城里吃住的费用就更不用提了。亲戚朋友在他上学时早已被借了个遍，现在更不能张口了，再说人家也不富裕。他几乎被一个“愁”字给淹没了。半年多下来他明显老了许多，一下子失去了短暂的大学时期的神采。
每年村里的农户都要把几家的羊集中起来交给一个人去牧场放养。他和父母商量后决定去帮村民放羊。一是可以远离村子里人们的视线，二是还可以有些收入来偿还贷款。就这样，这个小时候的放羊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放羊娃的角色。
我们坐在草地上聊了很多。他说：“自离开学校回到农村，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地与人说过话了。蔚老师，今天能碰见您，真是我这辈子的最大幸运啊。听您给我讲了这么多，我好像又看到了希望。我要坚持，我一定要从一毛两毛攒起，我一定能还清欠债，我还要把腰杆挺直。还清了债，我也要养羊。我就不信放羊放不出富裕来，您的话不但再次给了我勇气，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从今往后也敢去面对人们的议论，念好大学回农村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村里人爱怎么说就由他们说去吧。我再也不会去计较他们怎么说、怎么看了。我做出成绩来，他们自然就没有那些闲言碎语了。就如您所说的，放羊没有什么低贱的，就看我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活。城里人穿的羊毛、羊绒服装没有我们放的羊也不能生产出来。我们现在羊毛品质还不如一些国外的，这只是我们品种改良还不好。农民没有很高的知识，对这些还不是很重视。我要放羊放出一个名堂来，把我学的知识用上，再帮助村里改良品种，同时也要改进饲养技术。真的，蔚老师，您让我换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要把知识用在这上面来，我要走出去引进来，带着我们全村人发展。唉!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要不是天意，我怎么能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遇到您!要不遇见您，我可能这辈子就这么下去了，欠一屁股债，连个老婆也娶不上。真还就应了电视里那个‘放羊卖钱，卖钱娶媳妇，娶媳妇生娃’的话了。可我说不定连娶媳妇都会成做梦了。我太感谢您了，蔚老师。”
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眼里闪烁着泪花。
助学贷款固然是好的，他毕竟给贫困孩子一个读大学的希望。但是，一个健全的后续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管贷，没有一个完善的后期就业服务和继续对口帮扶，我想这个贷款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陷阱，使得原本就贫困的家庭再背负一个巨额债务。这对贫困的农村家庭、一个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这个雪中送炭就变成了雪上加霜了。
贷款给贫困的大学生本是件好事，但是不能把这件好事做到一半就停止了。我说的这个一半就是读完大学，因为他们读完大学刚毕业还面临一个严峻的就业问题，如果能够跟踪为他提供相应的服务，使得他们能有一个良好环境顺利就业，就可以逐步偿还贷款。如果只给大学贫困生贷款，而不能让他们顺利就业，那么这个助学贷款就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甚至有可能把他们推向社会的反面。
贷款买种子化肥的“漩涡”
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也非常符合国家政策的精神和农民所需。既然是这样一件好事，又怎么变成“问题”了呢?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就是许多农民每年春季买化肥、种子的小额贷款。
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来说吧，人家借钱给你，解决了你农业生产之急需，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很让农民欣喜的事情。欣喜的是农民能贷到款，种子、化肥不愁没钱买。然而当我知道了这个“贷款”的独特走向和它的局限性后，却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要问一下，农民这个贷款叫消费还是投资?回答消费，它却是用于生产；回答投资，它却没有用于农民愿意投资的项目上。这个问题暂且搁置在这里，我们先不去深究它，还是回到开篇的问题上来。我所思考的问题是，其实那些贷款的农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黑色漩涡”之中，就是这个贷款引出以下这些问题。
一、这样极其小额的贷款，在贷出之前信用社就已经给它设定好了“行走路线”，即农民看不到现钞，只能从出售化肥种子方(农资供销商)那里拿走化肥种子，贷款不能用于其他事项。从情理上看是为保证资金的专用。
二、买回的化肥种子是用于生产大田作物(小麦、玉米、大豆、水稻等)。农民由于传统的惯性思维，从来不怎么计算生产成本，只计算卖了粮食还了贷款还剩多少粮食。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如果要核定生产成本，把农民的劳动力(比照当地的劳动力日平均工资)计入生产成本的话，农民的每年收入减去劳动力成本就是负数。换句话说，农民每年种地就是亏本，也就无意间变成了为放贷方种地而且还是无偿种地。他们贷款不但得不到应有报酬，还要为放贷方交付贷款利息。就是这样一个畸形的借贷关系，却长期没有被人们发现。从表面上看，信用社贷款给农民是在支农，但实际却是在变相盘剥贫困中的农民，使得那些贷款种地(大田作物)的农民年复一年地陷入在黑色旋涡中不能自拔。我相信这不是他们双方的故意行为，但结果却是这样。这种畸形贷款所造成的恶果就是那些贷款农民一年比一年更穷。这就与国家的扶农、支农政策精神背道而驰了。
三、农民的这个小额贷款又不能直接到他们手中。农民虽然是贷款人，但是支配的权力却不在他们手中(由信用社直接拨划给种子化肥出售方)，也就是说农民的这个小额贷款只能用于购买种子化肥，其他更有前景的项目却不能使用得上。从所谓的“政策”表面上看，这是确保农民生产资金不会挪作他用，但它却大大局限了这个小额资金合理、有效的利用。
四、若把这样的贷款看成是农民的投资，那这个投资的回报永远都是负数，同时农民还要承担不小的利息与信用代价。它不但没有帮农民摆脱贫困，反而使贫困中的农民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若把它看成是消费，农民还没有富裕到需要如此消费层面上。
纵观以上四点，就可以得出，“支农贷款”变成了“坑农贷款”。
扭屁股“文化”不要下乡来
“我们乡下人是身上垢痂(长时间没有洗澡身上结起了痂的污垢)厚了点，那是我们祖辈没有条件来洗的缘故，脏得痒急了就搓一搓抓一抓挠一挠，但没有那些瞧不起我们庄稼人的人脏。最肮脏的地方有几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能进去?不说得什么病了，我们还丢不起那个脸。如今那些什么娱乐都跑到乡下来找僻静的地方来了，见得人为什么还要跑到乡下来找地方避人啊?现在的乡下除了被废气、废水污染外，也开始来污染我们头脑了。这个污染除了占地外还要污染我们的庄风民风。那些脱光屁股跳舞的，她们自己不嫌丑，我们还嫌丑嫌无聊呢。你去看看，同志，进去看的有几个是本乡本土的?我们日子穷的时候，女娃娃多大了都和男娃娃一样光着屁股在一起耍，人们看着都觉得那是娃娃(未成年孩子)，没有那个肮脏的想法。现在好了，有钱人开始糟蹋这个社会了。搞什么娱乐，娱什么?拿人家的女娃娃来娱。那他们怎么不拿自己的娃娃让别人娱啊?!这是没有道德，这不是进步，是在糟蹋自己，也是在糟蹋我们的好社会啊!
“话说到这了，我又要说那些什么文化下乡，也是来扭扭屁股，哇啦哇啦地唱些谁也不知道唱的什么的歌。它们和那些光屁股跳舞的没什么大区别。我们乡下人要的文化除了识字看书外，更多是要那些能朴朴素素地教化人学好、学发展、学进步的文化。再说科技吧，发几张纸片片、发本册册、发本花花绿绿的书就科技了?你想想，同志，现在乡下有点儿文化的年轻人都不在乡下待了，都走了，剩下几个种地的老农，多数字都不识几个，谁还能看明白那些东西啊?再说我们这些白眼儿人(不识字的人)看看就能明白了的，那还叫什么科技吗?我们乡下人、种地人要的是言传身教，要的是在田里、在劳动中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科技，不是走形式的来发发‘纸片片科技’，纸片片上的科技变不成能用的，同志，你想想，什么叫农民啊?农民就是天天种地的，不是搞科学研究的，你发个纸片片我们就能科学了?要是那样的话还要你们来发吗?那我们就自己搞科学了，用不着你们了。同志，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乡下人，缺乏信息，好的信息。可乡下人不缺乏勇气和力气，多高的山你都能见到种田的人，多深的沟你都能见到挑水的人，再穷的地方你都见到了农民，这就证明农民最能吃苦、最能生存。乡下人不怕吃苦，乡下人更不怕有新思想、新文化，乡下人有自己的一套识别法子，有自己辨别好坏的眼光。不要骗乡下人，你今天骗了(他们)，明天他们就不会再让你骗了。乡下人会用行动来治服你。经常听到有人说‘穷山恶水出刁民’，我承认这句话，可那个‘刁’我不认为是坏的意思，是让那些欺骗乡下人的人不敢再靠近的意思。你不看吗，把刀刃立起来就是‘刁’，那是自己保护自己，不是要去侵犯别人，那些时时想来欺负你的人说你是‘刁’民，因为他们不敢靠近你，你把刀刃立起来了。
“说走了(意思是说的偏离主题了，老人和善地笑了笑)，回来说吧。乡下人本分，乡下人能忍耐，可乡下人不能长期被欺负(被糊弄的意思)。”
一次我在“万村行”中遇到雨天，于是走进甘肃天水麦积区路边一个住户兼小店的农家，上述内容是农家老伯给我结结实实上的“政治课”里的部分内容。当时听得我是目瞪口呆，半句话也不敢插进去，只有倾听，不断地回味这位老伯所讲的话。他的话字字句句都是那么入木三分。我再仔细地打量了下眼前的这位干瘦的老人，真是被眼前这位老人给震撼了。一个高山峡谷中，一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老人怎么会有如此深刻的思辨能力?
临走时老伯的老伴笑着对我说了句，“孩子，你不要听他胡咧咧，他当了多半辈子村长……”
后来的走访中，再次印证了那位老伯说的话。有许多农民渴望文化、科技、卫生下乡，但他们渴望的不是那些华而不实、走形式的东西。
农村合作医疗咋玩成了骗农民钱的把戏?
这次重返甘肃通渭县，和精神病患者刘兵旺家人谈起治疗花费时，说起了农村合作医疗。一些知道我又来到他们村而纷纷聚拢来的村民，一提起这件事不是骂骂咧咧，就是不屑一顾。有位村民过激地骂道：“农村合作医疗就是骗农民钱的把戏!你想让他们给你真报销点儿，他们就是千方百计地说你看病吃药都不符合他们的规定。什么规定?狗屁!都是骗农民不懂法、没文化。虽说10块钱不多，可家里人口多了也有几十上百块钱，让我们拿这些钱买点头疼药也够了，干嘛要白白交给他们啊!”
又一位村民说：“当初想，农民这祖辈都是你有钱了就吃药看病，没钱了就是等着死人，现在好了，国家也让我们农民吃药打针可以报销了，交点小钱也划算。可交了钱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有住院了，住进那个规定的什么大医院，做大手术才给报销百分之多少。可我们交钱时没有人给我们讲这些规定，总觉得他们骗了我们农民。蔚老师，你听我给你再说说，你看看他们那个狗屁规定合不合理?首先说，农民一般都是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再就是没钱看已经拖久了的慢性病。就这些病，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有几个人会上大医院去看?再说进城去大医院买点儿感冒药那路费都比药费贵多了，就算给你报销了，也只有百分之几，又不是全报销，再不会算账的人也知道不划算啊，可人家说的是不住院不报销啊!这第二就是农民哪里有那么多钱不论大病小病的就跑去住院啊?农民是能省点儿就省点儿，能熬过去的病熬一熬过去了，熬不过去的就到药铺里买点药吃吃，有几个人进得起医院?你说说这个合作医疗还是为农民办好事吗?依我们看啊，就是又一个变着法骗农民钱的。全国农民最多啊，一人骗10块钱就有几十亿。钱是交了，本(合作医疗证)是办了，农民吃药还是自己在花钱，看着手里又多了一个塑料皮本本，可花10块钱买这么个本本是不是太贵了?你说花了10块钱买个字画什么的还可以挂墙上看看，给人增添点喜兴(通渭是中国书画之乡，在农村再穷的家庭都会在中堂挂上字画，字里画间体现出一种主人持家、兴业、尊崇文化的精神)。”
话听到此，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青海省互助县松多乡马营村一位五十多岁农民做碎除胆结石手术，为了节省点儿钱，当天做完连夜赶回了家，可就是因没有“住院治疗证明”不能报销；五什乡巴洪村一位有着25年民办教师教龄的老妈妈，由于刚刚丧子过于悲伤，在帮老伴干活时，头一晕被榨油机轧断了四个手指，就在当地卫生院简单地进行了治疗就回了家，也是因没有“住院治疗证明”而不能报销。此外在其他两个乡镇，我遇见农民从村合作医疗站领到发给他们的药品。其中有一位老人提着一包针剂和几袋片剂药。当我问老人时，他面露喜悦地对我说：“公家发的药，我给小孙子准备的，他生病就可以给他打针了……”听到老人这样讲，我顿时一阵阵头皮发麻，后脊发凉。要说给成年人准备点治感冒、拉肚子药还可以，可给小孩准备针剂药，一旦注射错了可是要出人命的，这样的药怎么能随便发放啊?我不明白又问老人，为什么卫生院要给你们发药，老人对我说：“我不识字，不清楚，反正就是那个合作的医疗，人家说发药我们就去领药。反正有药吃总比得病疼得难受好啊!”
这样发药是个例，但是也暴露了一些隐患与弊端。此外，我在贵州、云南的许多村寨也听到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不理解与不满，大多数都说到“不住院不报销”的问题，说到“合作医疗没有用”的看法。
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意见是：一是农民自行在乡村诊所看了病、乡村药店买了药，得不到合作医疗的报销。二是农民没有钱去规定的大医院住院看病，也得不到合作医疗报销。三是农民自己算了一笔账：去规定的医院看病花钱多，就算给报销一半，也比自己到药店买药、找本村大夫看病贵出许多。因此，农民认为农村合作医疗没有真正给他们带来想象中的好处，更没有起到作用。
（摘自《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上下册，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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