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医药

    御医与太医院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或作二十年，曾发生宫人谋逆弒世宗之案，宫女伺帝熟寝，以帛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明史·后妃传》谓帝当时“病悸不能言”。《方技列传》则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结果虽没有死，呼吸窒息后是经过一番急救的。

    用药急救的是太医院使许绅，太医院使为太医院的主持人，按明制是正五品，许绅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尚书为正二品，可见他官职崇高，也许因为医术的精湛。《明史·方技列传》载其急救的经过云：  “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赉甚厚。”

    为帝王治病，医好了固然有赏，医不好是有罪的。许绅这次为世宗急救，事前并没有多少把握，心中十分恐惧。  《明史》云：  “未几，绅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已而果卒。”

    太医治病不效，历代都有处分，但极少处以死罪，贬职降官则极普遍，也有仍令戴罪继续当差。宫廷医疗的此一专设机构，明清称太医院，唐称尚药局，宋称御药院。

    明制，太医院院使一人，院判二人，其属御医四人，后增至十八人，吏目一人，后增至十人。太医院之外，并设御药院。清承明制，官名大体相仿，唯人数略有差別，御医十五人，吏目三十人，医士四十人，医员三十人，明代大约也有医士医员等职位，但《明史·职官志》未载。

    这些太医，采分科专业的训练，《明史·职官志》云，“太医院掌医疗之法。凡医术十三科，医官、医生、医士，专科肄业：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接骨，曰伤寒，曰咽喉，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试、再试、三试而黜陟之”。

    大约为了帝王的安全，烹调进御的药剂，太医必须先尝，《明史》云，“烹调御药，院官与内臣监视，每两剂合为一，候熟分两器，一御医内臣先尝，一进御”。这个尝药制度，不自明朝开始，大约为历代宫掖成规，《新唐书》载唐制亦云，“药成，医佐以上先尝”。

    并非死于绝症

    宫廷医药制度的周密和用人的审慎，使帝王的健康和生命，得到安全保障，然从帝王的平均年寿去看，并不很高，并且很低，前已言之。这当然不是太医们医道不良，最主要的还是医学知识和技术的限制，绝不如现代的进步。正史所载帝王之死，都很简略，不过叙明何日不豫，何日大渐，以及何日崩，很少记载所患什么病症。从可靠资料加以钩稽，若干帝王致死的疾病，在今日看来，并非绝症，而是极易治疗而决不至于致命的，无奈昔日无此技术，无此特效药剂。

    明朝做了三十天皇帝的光宗(泰昌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隔不了几天，即病腹泻，也有记载，说他病痢，内侍崔文升进了大黄泄药，帝一昼夜三四十起。崔文升任司礼秉笔，兼掌御药院，他原是神宗(万历)宠幸郑贵妃宫中内侍。郑贵妃尝有阴谋，欲神宗舍长子光宗而不立，立其所生的福王为太子，后来所谋未逞。崔文升进药之后，外界传为郑贵妃所使，帝服药后非常委顿，群情疑骇。

    据传清慈禧太后也是病泻而死的。在今日看来，这不是致命之疾。如果因直肠癌而引起的泄泻就比较麻烦，然而光宗死时仅三十八岁，大概还不到患癌症的年龄，且从记载上看，当是一种急性痢疾。

    不死之药

    今日科学虽发达，但还没有发明不死之药。人类之希求生命延续，也许出于本能动机，尤其身为帝王，尊荣富贵，更觉得生命之值得留恋。服食而求长生，在汉朝已有人知其谬妄荒诞，古诗云：“服食求长生，多为药所误”。

    然自秦皇汉武遣方士觅不死之药以降，后世帝王热心这种谋虚逐妄之举者，不乏其人，而以唐代为盛。汉而后，到第四世纪的晋哀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只做了四年皇帝就死了，年二十四岁。

    晋初有一位炼制仙药的专家，名葛洪，字稚川，著有《抱朴子》。此书一直流传到今天，其内篇有《金丹》、《仙药》、《黄白》三卷，专言炼丹之术。晋哀帝和后代帝王，服食仙丹，何以会药发中毒，也许从葛洪的著作中，可以略窥端倪，盖所谓仙药的原料，有些是有毒的矿物。

    仙药的原料，据《抱朴子》说，上者为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更有雄黄、石桂、石英、石脑、石硫黄、曾青等等。

    《世说新语》言魏何平叔(晏)服五石散。五石散为五种矿石合烧而成的粉末，《抱朴子》云，“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

    原料不一，炼法亦殊，《抱朴子》所举，有九鼎神丹、太清神丹、九光丹，以及岷山丹法、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赤松子丹法等数十种。

    据他说，各种矿物炼时可互为变化，黄金可炼成液体，所谓“金乙太液”，矿石丹砂也可炼成黄金或白银，故炼丹又称黄白术，然“真人作金，自欲饵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

    中毒送命之君

    《抱朴子》对当时及后代的服食炼丹是很有影响的。唐代非但在士大夫间流行烧炼仙药，在十九位帝王中，先后有六君，其中因服药而中毒暴毙的亦颇有其人，虽然所用方法，未必尽同于《抱朴子》。

    史称英明之主，完成“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他颇热衷此道。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使方士那罗迩婆娑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此一方士是个外国人，可能是来自印度的胡僧。

    后来太宗之子高宗，将饵胡僧卢迦阿逸多之药，郝处俊谏曰：“先帝令胡僧那罗迩婆娑，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无效，大渐之际，高医束手”。至宪宗时，李藩亦谏阻宪宗的服食曰：“文皇帝(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

    这两个文件，说明了唐太宗服食非但无效，而且是死于丹药的。

    宪宗，他没有接受李藩的谏劝，仍惑长生之说，臣下荐山人柳泌，帝以泌为台州刺史，令其采天台药合金丹，服之日觉燥渴。裴璘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烧炼，则火毒难制。”不听，帝益燥甚，数暴怒责左右，人人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

    宪宗之子穆宗，听信僧惟贤和道士赵归愚之说，亦饵金石。

    再下一代的敬宗，有道士刘从政，说以长生久视之术。请求异人，冀获异药。帝惑之，乃以从政为光禄卿，号升元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采药。

    武宗，在藩邸时，早好道术修摄之事，及即位，又召赵归愚等八十一人于禁中，修符篆，炼丹药。所幸王贤妃，私谓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可不死，然肤泽日消槁，吾甚忧之”。后药发燥甚，喜怒不常，病既笃，旬日不能言。

    宣宗，饵太医李元伯所治长年药，病渴且中燥，疽发背而崩。

    五代时的南唐烈祖，亦好丹药，药性多燥怒，有司奏事必至厉声诃责。陆游《南唐书》谓：升元七年二月庚午，帝崩于升元殿。临崩谓齐王璟(烈祖子)曰：“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

    明朝好方技道术者有两帝，宪宗(成化帝)和世宗(嘉靖帝)，有不少僧道术士，因而得官或得封。宪宗留意的是房中秘药，僧继晓，以秘术进，赐号“通元翊教广善国师”。世宗则专求长生。晚年因求仙而日病，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一月服方士王金等所献丹药，病益甚。王金且伪造诸品仙方，与所制金石药同进，其方诡秘，药性燥，帝服之，于十二月崩。

    （摘自《帝王生活·上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