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黄侃

    黄侃，训诂学家、音韵学家。字季刚，又字季子，名乔馨，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1886年4月3日(清光绪十二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四川成都。

    黄侃自小天资聪慧，读经而外，纵览诸子、史传，能为诗文，乡里人呼为“圣童”。1907年，他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同时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他南下应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兼金陵大学教授。

    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失血而死，年仅50岁。

    黄侃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与其师章太炎合称“章黄”。著有《音略》、  《说文略说》、  《声韵略说》、  《声韵通例》、《集韵声类表》、  《尔雅略说》、  《尔雅郝疏订补》、  《文心雕龙札记》等。

    一脚踢翻鸭子锅  

    黄侃从小就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有一次，他去考秀才，考试期间就住在考场，不得外出。

    一天下午，他考完试，正在闲逛，看见有一个考生正架着锅煮鸭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心想：你是赶考来了还是吃鸭子来了。一开始，他默不作声，冷眼旁观。那个考生忙着添柴烧火，不久鸭子熟了，正待起锅。这时，黄侃趁其不备，走上前去，一脚把锅踢翻了，汤汤水水洒了一地。那个考生急了，抓住黄侃要打架。黄侃说：  “甭管你怎么样，反正今儿这鸭子你是吃不成了。”见他如此蛮横，那个考生只得作罢。

    不骂不相识

    1906年，黄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恰好同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

    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楼下厕所，就从楼上窗口往外洋洋直泻。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突然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楼上黄侃毫不示弱，也报之以骂。黄本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生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称。章疯子遇着黄疯子，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都久仰对方的大名，顿时惺惺相惜。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学问方面，章太炎是学识渊博的朴学大师，黄侃被他的学问深深折服，赶紧自称弟子，拜章太炎为师。

    喜好美食

    黄侃最讲究吃喝，喜好美食。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腹。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听说一些相识的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他不请自去。刚一进门，那些人见来的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拣好的吃。吃完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  “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他就赶紧跑了。

    还有一次，某人请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极想食之而后快。但是，他骂过主人，不便前往。两难之下，他请好友刘成禺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都一言不发。刘成禺就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当即下请帖请黄侃赴宴。席上，黄侃果然光吃不说话，全然没有往日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怪，说黄侃善变，其实不知他另有想法。

    与陈独秀的过节

    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说：  “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说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不久，陈独秀就告辞了。

    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国文门（系）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合。

    满座念“黄调”

    1914年秋天，黄侃到北京大学国文门(系)任教，主讲词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他学问很好，上课时有许多同学都来听讲，甚至连在哲学门（系）就读的冯友兰也来旁听。

    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是好听。以致后来他在上面念的时候，在下面听讲的学生也高声附和。同学中间戏称为“黄调”。一时间，宿舍中到晚上哪儿都可以听到黄调。

    有意思的是，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妹妹冯沅君讲解，教她念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道路。

    吃成花脸

    黄侃不上课时，就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家中，终日潜心于“国故”，废寝忘食。

    有一次，一位朋友去拜访他，进门后，见他正在看书，手里拿着一个馒头，欲吃又止。朋友知道他正沉溺书中，不便打扰，就在一旁坐等。忽然“啪”的一声，只见黄侃在桌上猛击一下，大叫一声“妙极了!”朋友吃了一惊，再仔细一看，黄已成了大花脸。原来，他的桌子上杂乱摆着墨盒、朱砂、辣酱、酱油等。他一边看书，一边拿着馒头蘸着朱砂和墨汁当作料往嘴里送。等朋友在一旁喊他时，他才知有客登门。来访者捧腹大笑，他还不知何故。

    鞠躬与磕头

    黄侃不仅学术思想守旧，而且待人接物也是一派遗老作风。有一次他过生日，北大几位中国文学门（系）的同学特地到他家给他拜寿。几位同学进门后，见老师在客厅里正襟危坐，就赶紧上前行了三鞠躬礼。

    不料，黄侃勃然大怒，说：  “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时都是磕头，你们鞠躬?!”吓得几位同学只好趴下磕头。

    领了薪水才上课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  “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  “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去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拜刘师培为师

    袁世凯复辟称帝阴谋破产之后，依附于袁的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许多朋友都不愿与他来往。他身体并不很好，老生病，又长期没有工作，生活极为窘迫。黄侃不念旧恶，为其言于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授课。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黄侃去刘家看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什么对学生敷衍了事。刘说：  “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  “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

    第二天，黄侃果然预订好上好酒席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师培延至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改称老师。当时许多人很奇怪，因为黄比刘只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还认为在学问上黄胜于刘。黄侃对此解释说：  “《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同年11月，刘师培不治身死，黄侃以弟子身份撰写了一篇“先师刘君小祥奠文”，以表哀忱。

    “二黄师生恋”

    黄侃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任教时，原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却因小事反目，以致分居。

    后来，有个大三女生黄菊英，与黄侃的大女儿同级，假日常到他家里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她也很好。两人日久生情，终于传出“二黄师生恋”的艳话。但是，黄菊英的家庭比较守旧，根据“同姓不婚”的习俗，他们难能成为连理。黄侃为表示对黄菊英的情意，就填了《采桑子》一词，云：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情。

    黄菊兰看后，大为感动，毅然脱离家庭和他成婚。

    “天下第一凶宅”

    1926年，黄侃应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吴承仕之邀，到该校任教。黄与吴同为章门弟子，关系很好。有一段时间，他携全家住在吴承仕的另一处住宅中。

    黄侃当教授待遇并不低，但是他平时花销没有节制，故经济常常陷于窘迫之中，有时连房租也交不起。后来，他的儿子因久病医治无效而早殇。他痛苦不已，认为是房子不吉，举家迁出。临行前，他用大笔浓墨在所有墙壁上都写满了带“鬼”字旁的大字，几乎把《康熙字典》上所有相关的字都写上了；并在大门上写上“天下第一凶宅”。

    吴承仕见后十分生气，找到黄侃，指责他不仅不付房租，还要肆意诅咒，实在过分。黄侃却气冲冲地说：  “再说，须先赔我儿子来。” 

    吴承仕念他伤子之痛，不再与其争吵，摇头叹息而返。   

    “什么时候最高兴”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  《汉书》、  《新唐书》等书三遍。  《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做“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

    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  “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

    “三不来教授”

    黄侃刚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时，与校方有“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  “降雪不来”，  “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

    因此，学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以今日天气不好，不知黄侃到不到校上课作为谈笑之资。有学生还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不肯给学生打分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

    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字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漆黑文选》

    黄侃为人耿直，爱憎分明。有一天，他不巧碰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问他：  “近来有什么著作?”

    黄回答：“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被编进去了。”黄侃最擅长教《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是由“昭明”反意而来，讽刺意味十分明显。

    戴季陶当场被奚落，十分尴尬，又无可奈何。

    称胡适为“著作监”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  《中国哲学史大纲》、  《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胡适，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

    有一次，黄侃上课时，讲着讲着，又批评起胡适来。他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学生问其原因。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边没有了也。”

    有门难进

    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进出校门一律要佩带校徽。黄侃忙于自己的学问和教学，对这些细枝末节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课，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见他没有佩带校徽，就拒绝让他进校门。

    黄侃说：  “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门卫说：  “你又没带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黄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就去上课吧!”

    门卫一听，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说：  “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碰巧路过，赶紧过来调解，才算了事。

    （摘自《学人轶事》，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