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红楼梦》

    破译一：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在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国，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长白山正在其境内。不咸，是蒙语，即神仙的意思。所以当地老辈土人，常称长白山为不咸山，也有称大荒山、老白山、白头山等等。至今，在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前人描绘其状曰：“峰起双尖，中辟一线，有豁然开朗、令人不可思议之趣。”山石多呈赤褐色，远处望去霞光瑞气，不同凡响。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

    曹雪芹在另一首自题《画中诗》中也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出自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能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俯首低眉于其左右，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于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空空道人之类的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  

    脂评本称大荒山为“荒唐也”，称无稽崖为“无嵇也”，这是作者与批者有意在此处打下埋伏，让人处于扑朔迷离之中。

    破译二：色与空相生相辅，互相转化，这本是佛家的观念，但此僧却偏偏取个道家的法号，名之曰“道人”。此事说来奇怪，实际也不奇怪。原来自唐代起，朝野上下众多有识之士，为了促进超大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与巩固，便都大力提倡儒、道、释三教归一的思想，人们常常让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坐在一起，谈道论法，启明教化众生，至今在少林寺里还有金代的《三教圣图》，其他地方也还有许多《三高游赏图》《三教图》等画。在西方，各教派之间都是水火不能相容，很难行在一起互助协作的，而在中国，却由于文人士大夫等儒家观点的参化融合，使佛、道两教能够同行共事，相辅相依，在此书里的疯和尚与跛道士，总是形影相随，前后奔忙，共同了结那桩风流孽鬼下凡受难一案，便是一个明证。这在西方是绝对见不到的。在《西游记》里也是一样，美猴王先是拜了道家的须菩提祖师为师，学会了腾云驾雾、七十二变的本领，后来皈依佛家，拜唐僧为师，取名悟空，辅佐唐僧历经八十一难，从西方取得真经回来。所以说，保唐玄奘完成取经大业的，也是佛、道两家共同合作的结果。

    破译三：自从明中叶以来，受到《金瓶梅》在社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文人们便开始注重男女两性言情说爱的小说创作。开始时，还是沿袭《金瓶梅》的套路与格调，出现了《续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逐渐，许多高雅文人厌弃了那些淫荡性滥之词，开始专写少男少女以才情品貌互相倾慕、以诗词书信传情说爱的言情小说。他们只谈风花雪月，一字不沾床笫之欢，使人物的行为规范限于当时的社会礼教范围之内。因此这一流派小说，被称为“言情小说”，又称“艳情小说”、“社会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为“世情小说”；再后来便演化成什么“才子佳人派”、“鸳鸯蝴蝶派”等等。最早出现的几部颇有成就的《玉娇梨》与《平山冷燕》，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金瓶梅》的影响，两个书名都效法《金瓶梅》以主人公的姓名各取一字而组合的。越到后来，这类小说的艺术构造、文学造诣越高，相继出现了像《好逑传》《两交欢》《花笺记》等名篇。连鲁迅也说《好逑传》“文辞较佳，结构比较紧凑，特点有喜剧意味，有些反面人物写得比较生动”。而《花笺记》更是流行中外，先后被译成英、俄、法、德、丹麦、荷兰、越南、日本等十数种文字，成为我国当时在国外最畅销的一部书。德国大诗人歌德在日记中也曾写道，他看过中国的《赵氏孤儿》《玉娇梨》《百美新吟》等书，并感慨地说：“中国的小说，都有礼教、德行与品貌方面的努力。正因为有这样严正的调教，所以中国才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他读了《花笺记》之后深受感动，在该书场景诗文的影响下，他写下了《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的十四首诗。

    当然，这些书的写作受着历史时代和作者生活空间的局限，写出来的人物大多数是一个面孔，结构都是一个套路，被鲁迅讽之为“私订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皇上赐婚大团圆”。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多数都是些落第才子，他们本人对于上层社会、王公贵族的生活并不十分了解，因之书中人物不免空洞泛泛，只能是“开口文君”“满篇子建”，而且，也确实是“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以图借此使文章产生起伏跌宕，其结果难免不“如戏中小丑一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也曾用曹雪芹同样的语言评介《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书。但是不管怎样，此派言情小说的产生，却也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请细思之，中国小说如果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窠臼，曹雪芹又从哪里来打破之？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有着重大影响的思潮与流派，无庸置疑，都对后来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奠基与促进作用。

    破译四：曹雪芹对自己这部巨著取什么名字，一直是犹豫不决，迟迟定不下来。先是叫《石头记》，后来又改为《情僧录》《金陵十二钗》，又因某种关联，欲定名为《风月宝鉴》。但是斟来酌去，最后还是定名为《红楼梦》。这种苦心孤诣，在该书开头的行文中隐隐约约地已经透露出来。因为，不论是《石头记》也好，或者是《金陵十二钗》《情僧录》也好，虽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对于该书内容有一定的涵盖，但都不能将这部洋洋大观、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的内容完全包容进来。况且，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以什么“记”，什么“录”命名的，数不胜数，如果此书仍以“记”和“录”为名，难免落入俗套之中。至于《风月宝鉴》，虽有“戒妄动风月之情”一层意思，曹雪芹也曾在第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做了点睛；但是，在此以前已经有了这样一本书，曹雪芹在这里再用这一书名，岂不炒了冷饭？所以曹雪芹一再思忖，反复度量，最后才定下《红楼梦》这个书名来，用脂砚斋的话来说，“是总其全部之名也”，也就是说，采用了这一涵盖力最强也最富有灵气的书名了。

    曹雪芹是怎样想起“红楼梦”这个书名来的呢？这固因全书是以说梦说幻的形式出现，是以破梦、警幻作其主题，在这里用一个梦字是最为贴切，但是细究起来，前人已有的一部戏曲《梦中楼》，对他取定这一书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启迪和契机。

    《梦中楼》（又名《巧团圆》），是明末清初大戏曲家李渔所著。除此剧外，他还有《蜃中楼》《合影楼》《夺锦楼》《拂云楼》《鹤归楼》《闻过楼》等著作，尽都收在《十种曲》和《十二楼》两个集子中。曹雪芹祖父曹寅就是个戏剧家，不仅与著名戏剧家洪升（《长生殿》作者）等人广为结交，互有诗词赠答，而且自己就写了颇为流传的戏剧《续琵琶》《太平乐事》和《表忠记》（又名《虎口余生》），在清人黄文旸所辑的《曲海总目提要》中都有记载。因此，作为家学渊博的曹雪芹来说，李渔的作品《梦中楼》，他是定然看过的了。而且不仅看过，还会反复地把玩过，在写《石头记》过程中许多地方都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启迪和影响，那是毫无异议的事。

    现仅看看《梦中楼》开篇序言中的几句话，就可见其互相影响的痕迹。李氏开篇说：“若仅依样沿袭，陈陈相因，作者乏呕心雕肾之功，读者也无惊心动魄之趣，覆瓿之外安所用之？”我们再看看《石头记》开篇的那几句话：“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试看这两书的导语，几乎是同一个旨意。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梦中楼》一剧的内容。该剧说的是汉阳有一书生名姚继，幼失双亲，只记得父亲是个布商，曾留给他一个玉尺为记。姚继少年时候，每夜都于梦中登到一个楼上玩耍，只见楼中有一空床，床后贮一木箱，内藏泥人、土马、锣鼓、刀枪、旗帜等物，姚不时拿出来把玩。一日，梦中有一老人告诉他说：“此楼是你的生身之处，玉尺是祖传之宝，也是你终身婚姻之所系，一定要妥善保管好。”及长，姚继果以玉尺作为定情之物，赠与邻家曹女。后来曹女被贼人掠去，装进麻袋之中在人市上出卖，姚继隔着麻袋摸到袖中有玉尺，认出是曹女，出重金买出，二人遂结为夫妻，定下百年之好。

    这个故事，多少又与贾宝玉衔玉而生，后以“衔玉”作关目，终与宝钗结成金玉良缘的情节，有不少相似之处。由此不难想象，曹雪芹在为《石头记》起书名时，必然会想到《梦中楼》一词。

    《梦中楼》，颠倒过来就是“楼中梦”；具体一点来说，即“红楼中之梦”，即如脂砚旁批中所云：“不过红楼一梦耳”。一个是“梦中的红楼”，一个是“红楼中的梦”，从这两者的颠倒关联之中，是从容易得出结论：《红楼梦》即是《梦中楼》的颠倒重塑；至少可以说，《红楼梦》是从《梦中楼》一名中衍化出来的。

    依我看，《红楼梦》幸得有了这个书名，不仅使得这部巨著生色无比，增添了无限的梦游幻境的魅力；而且也给今天的“红学”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请大家仔细琢磨一下，如果没有《红楼梦》这个书名，今天“红学”这门显学，必然叫“石学”、“情学”，或者是“金学”与“风学”无疑了。但是不论哪个名字，都没有“红学”叫起来响亮、动听、有力，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破译五：有人说，孔梅溪即是孔子第69代孙孔继涵，他的根据是听到人说，曾在某处看到孔继涵为人题字的一幅画，下款落名为梅溪。且不说言者是否当真，即使是真，借用名人题诗题画的赝品亦很多，难以为证。详查孔继涵编著的书甚多，有《微波榭丛书》《算经十书》《红榈书屋诗集》《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年谱》《日下旧闻》《戢氏遗书》等，而竟无一处用过梅溪这个名号，大多只见继涵编等字样，偶尔见到别号“树木闲者”“昌平山人”等等。

    更重要的是，孔继涵的生活空间与曹雪芹的创作年代相差太远，在时间上对不上号，无法与曹雪芹搭界。查孔继涵生卒年为1739年至1783年，晚曹雪芹15岁，甲戌本传抄出去时，孔才15岁。而《风月宝鉴》一书，脂砚斋有批曰：“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从而可知，此书定然早在甲戌的若干年前即出。那时，孔继涵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乃至不足十岁的孩子，曹雪芹怎地会去曲阜找那个小孩子来题写书名呢？

    实际上，这部《风月宝鉴》就是曹雪芹本人写的一部戏曲。因他的祖父曹寅就是个戏剧家，前边提过，他写的《续琵琶》和《表忠记》，曾经广为流传于世，而家学渊博的曹雪芹，不能不深受其祖父的影响，这从曹寅剧中的一句话：“此琵琶不是那琵琶”，后来曹雪芹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巧妙地改为“此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抹桂花油”，便可清楚地看出。曹雪芹写出自己的剧作，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风月宝鉴》剧本甫成，他心中立时机伶一震，因为一个剧作能够搬上舞台上演，除了剧本本身的质量之外，还要有许多的社会条件，像曹雪芹贫居西山之困，亲友也只有没落的世家子弟的敦敏、敦诚和设馆教书的张宜权等，是根本无力使这个剧本上演的，因之他便感到此剧几乎是全无上演之可能，故自署名孔梅溪（谐声恐没戏）。作者化名题记，这在曹家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曹寅所写杂剧《太平乐事》，便自署名为柳山先生著，作序也署名为柳山聱叟。

    不过，曹雪芹既以孔梅溪之名做了题记，为了略作一番修饰打扮，便在孔字前面加上“东鲁”二字。这是因为受到孔尚任的影响，尚任总是自称东鲁云亭山人或东鲁东塘居士。为什么曹雪芹忽地与孔尚任联系起来呢？因为这时孔尚任的《桃花扇》正在热演之际，当时戏剧界的“南洪（升）北孔”之声，如雷贯耳。且此二人，都与曹家有着交往，曹寅所作的《太平乐事》就有洪升所作的序。洪升与孔尚任是挚友，曹雪芹依此弄了个是似而非的化名，让人既联想到孔尚任（孔号东塘，此名梅溪，溪与塘相对），又无法辨认得出，这也是他的一番孤心苦诣的结果。

    至于那部《风月宝鉴》呢，最后也只能是束之高阁了，恐怕连劂刻都不能，只好用手抄本形式留之在书房之中。但曹雪芹本人对于这个剧作却是十分珍惜，特别是他巧妙地构思出能够正反两面照的一个风月宝镜来。全部剧情，应当大体上就是《贾天祥正照风月鉴》那一回子事。所以，后来他写《红楼梦》时，就将这段故事搬用过来，把它放在王熙凤的身上。仔细琢磨，这段故事与整个《红楼梦》的发展脉络并不融洽，总有点像《堂·吉诃德》书中大故事里边穿进些不相干的小故事似的。虽有“风月”二字似与全书主题相关，但故事本身与《红楼梦》的脉络发展，总是有些游离之感。

    再说，将此风流韵事放到王熙凤身上很不恰当。以王熙凤的身分地位来说，她完全没有必要向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当家子穷学生毒设此相思之计，本可以一语逐之即可，何必费那么大的心思，劳那么大的力气来摆布贾瑞，大有伤于一个当家作主的二奶奶面子了。而且，这档子事传出去，对她的名声也不好，在这满门珍贵女眷、一园子家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很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的地方，演出这等荒唐之事，让老太太和太太知道那还了得，还能再像从前那样看重她吗？第七十四回只因傻大姐拾到一个绣春囊，王夫人就气囊囊地找到王熙凤的房间里来兴师问罪，认定是她和贾琏玩弄之物，因为满园子只有她和贾琏是一对少年夫妻，吓得凤姐“登时便紫涨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可见这当子事，在贾府里便是天大的事，凤姐再借她几个胆子，也不敢玩弄这个火球的！再者说，对于像贾瑞那样的人，她根本犯不上吗！

    (摘自《白山智叟全面破译〈红楼梦〉》，邓加荣编著，上海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