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冯纪忠说：
与林风眠交往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我太太和我结婚以后，1952年、1953年就学画了。起初在陈盛铎画室，那时候他已经是同济的教授。陈盛铎一面教课，一面办个画室。后来我觉得她在修养方面应该再提高。我看到傅抱石的画很好，就想让我太太去南京学。后来才发现了林风眠的画，那张画是刊登在我女儿看的《小朋友》杂志封底上的，很好，我欢喜他的画。我以前不知道林风眠，也从未看过他的画。陈盛铎说：“我跟他熟得不得了啊。”因为林先生在杭州任国立艺专校长的时候，陈盛铎是法籍画家克罗多的助教。陈盛铎就介绍我们认识了林风眠。
林风眠愿意收我太太做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一张油画花卉参加过上海美展，林风眠看到过这张花卉，说这个人有色彩感。巧了，陈盛铎一介绍，哦，就是那个有色彩感的人。就收她做学生了。不过他说：“你先要学学国画。”于是林先生又介绍了她去跟张石园学了两年国画山水。另外陈盛铎那儿她也没停。
1958年我们搬离同济新村以后，经常上林先生那儿去看画，聊天。1962年搬到了茂名南路上，离林风眠南昌路的家更近。我们带着女儿冯叶差不多天天去。小孩子，尽听我们在那儿讲画，老是听，又都跟着看。我们自己是培养她弹钢琴的，她却不声不响自己画画。林风眠一看，哎，不错么。很喜欢。好的，这样就教她。教她也是随时教，随便画，同时讲这个好那个好。还教她美术史、古诗。他住的地方后面算是画室，前面他自己在那儿画，她就在后面画，画好了，就给他看，他评点一番。后来林先生又让陈盛铎教她画素描。
我们见面当然是很多了，没事去他那里坐，一起吃晚饭。有时候，我也请金经昌一块上去看画，有好多张现在刊登的林风眠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我们当然聊得很愉快。他画画是在晚上，他喜欢晚上一个人静静地画。我们在一块儿时，他拿出来的都已经是完整的了。不过他教我女儿画画的时候，是当场示范的。画画功底很重要，他的功底就是非常好。举一反三，建筑也是这样，基础一定要好，另外就是修养的问题了。我们反正是什么话都谈，有时候他画画我在旁边看看也有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风眠被关了四年多冤狱。坐牢时是不准我们见面的。当时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抓他，是因为他曾经救过共产党员学生呢，还是什么?很难说。不过我始终对我太太说，他肯定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们交往多年得到的感觉，这点信任我有。林先生的夫人是法国人，上世纪50年代初她受不了这儿的情况，就走了，带着女儿、女婿。女婿是外国人。在法国他们没地方落脚还是怎么的，就到巴西去了。她们平时跟林风眠也不常通信。“文革”的时候不用说了，根本不是你想通信就通信的。在牢里更是不准写信了。
林风眠被抓起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学校里。我太太和女儿着急，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他只有一个人在中国。天凉了，听邻居说，林先生被押走的时候，穿的只是汗衫短裤，怎么办?没有音讯啊，就去他的单位找。找当然找不到了。也去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问。那个时候光这一点就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是，有多少人赶着与他划清界限都来不及的，那以前，就有人在路上遇到都不敢点头打招呼的呀。后来公安局来电话找我太太，她才有点害怕。怎么回事啊?说是林风眠在牢里面的生活用品，每个月牙膏、草纸、衣服这些要你送，你肯不肯?那当然是愿意去的了。原来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问了林风眠：“你外面究竟有什么人可以送日用品。”他说找我们家送。
这件事，林风眠当然是很犹疑的，“我找她送等于牵连她全家”。我太太这边呢，横竖横了：“没什么大不了，他家里没人，我们不相信他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既然叫我去，我就去。”所以她每个月去一趟。那是规定的，每个月只有一天，他们才允许我们到看守所监狱里去送一次日用品，不允许见面的，把东西送进去。送得进去，就知道他这个人还好着。我女儿也自己缝棉袄给他。
那个时期，我还在“隔离审查”，只剩我太太和女儿两个人在家，“文攻武卫”十几二十个人，拿了大水管铁棒，半夜三更打门，冲进去“调查”。后来为了到看守所送东西的事，我太太还在我们家街道居民的什么运动中，让人贴了大字报。我“隔离审查”被学校放出之后，也接替着去送过。差不多有四年半吧，一个月去一次，没停过的。后来，一天傍晚，林风眠突然出狱了。他从监牢里被人带回家，衣裳都没换，就赶紧走到我们这儿来，立刻就来看我们。一开门见到他，那心里头简直是什么味儿。
到了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批准他出国去探亲。他出国了，出去以后就想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她是我这个大学教授、“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上不了大学的。她中学毕业，下乡插队五年，大学不能上。怎么办?只有出国。林风眠说：你们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义女嘛。所以就是他帮我女儿申请出去的。那时真是太难受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老实讲，女儿走了等于是割掉我一块肉。我和我太太送她去广州上的火车。一走就是十几年没回过上海。
因为林风眠知道我为了“方塔园”的设计又被人整了之后，下决心不再回来了。他担心为了逼他回国，我女儿回来看看以后会出不去。整他、整我的人太多，实在是很莫名其妙的。那时还有人大年三十晚，派人上门特地送上一本香港左派机构出版的、污蔑我们的书给我。真弄不懂他们居心何在。
女儿一走多年，我当然想她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出国探亲是非常非常难批准的，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后来隔了四年多以后，还是因为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我们全家访问德国，才再见上面了。那年，为了拿到我们出国的护照签证，我上海北京两头飞，千辛万苦地冲破各种阻扰，真是困难。可是呢，当时送我女儿出国的时候，我就想她本身只有出去这一条路了。另外，林风眠既然有这样的话，后来还写了好多信来，我女儿是他从小看大的，他老头也要有人帮帮喽。她虽然年纪轻，总还担得起些责任的。
女儿冯叶说:
小时候，感觉爸爸很亲切，特别喜欢我，很多话可以和他讲。我总觉得他太辛苦，每天大清早，差不多6点钟，就去上班了。从我们家到同济大学，路上得等车换车，要一两小时，公交车很挤，他很早就得去。我妈常常要在外边教些课，我就等着爸爸晚上回来。天黑了，看他特别瘦，拎着包。摇摇晃晃地回来。他把包放下，就开始做饭。然后我就睡了。他就又拿他的书稿，进小厨房去了。我有时候半夜会醒，就看到那厨房的门缝还透着灯光。
小时候，我也给他添了挺多的麻烦，每隔一两个星期我就发一次高烧，一烧就40度，我爸每次回来门一开，看我躺在床上，他就说，妞妞又病了，然后一量，啊，又是40度，就很紧张，每次我扁桃腺一发炎，就发高烧，那给了他很多困恼吧。
“文革”前，有“设计革命化运动”，他被整得很厉害，虽然他一生坚持不问政治，不加入任何党派，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系主任，成了同济建筑系重点批斗对象，当时其实也只整他一个人。好不容易松一点，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了。他又是建筑系里第一个让人给抛出“揪斗”，又斗又打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66年“5·16通知”发表那天。那一天，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义父，林风眠，拿了那张报纸来我家，说，纪忠先生会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说为什么没事了。他说，“5·16通知”出来了，他们不会乱搞的，这个命令是挺好的，没事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大家出去吃顿饭。我们就等我爸爸回家，等了半天，我爸没来，我们就留张纸条，说见了纸条速到饭店来。结果一直等到我们吃完饭，他也没来。我们回了家，他才摇摇晃晃地回来了，身上都给撕得一条条的，泼的红墨水，那天他给人打得特别厉害，又游街，那就是1966年“5·16通知”发表的那天!
我还记得，还有一次天很黑了我在担心他。我特地做了个小三明治，等我爸，他也是身上被打得乱糟糟地回来，我说：“爸，您吃。”他说，我不想吃，我吃不下。这就是我记得的。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他被隔离审查。隔离审查的时候，天冷了，他去的时候还只穿着单衣衫，我就背了两条被子，去同济大学送东西给他，那是个很差的地方，我进同济以后，就到处找我爸，有人押着我，结果发现，我爸就在路边，很瘦很瘦，就在路边扫地，拔草，收拾厕所。我看到他以后，我就告诉我爸，我给你放了一包糖，一小包花生糖在你的被子里。我轻轻跟他讲，不能给人家听到，他就跟我说，好。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好像身体特别虚弱，摇摇晃晃的，我回来好担心，跟我妈说，我爸可能撑不住了。
我的老师和义父林风眠1977年离开上海出国时，跟我爸要求说，他想继续培养我，第一，他觉得我学画画，去国外可以看更多一点，眼界更广一点；第二，他需要一个帮手。他就跟我爸爸提了，希望我能出去，但是对我爸来说，我是独生女，但我爸跟他好像特谈得来，所以我爸就同意了。后来，他准备去法国开展览，让我帮他到巴黎做一些事情。1978年我申请到了香港，洪堡基金会邀请我爸1984年重访德国的时候，我由香港跟着去了。我爸接着去开一个国际建筑师年会，在那里讲旧城改建。我记得最清楚，那次探讨的题目是公众参与，并不是旧城改建，只有他一个人讲的是旧城改建，他说的是应该怎么保护旧城市，因为这是我们上海很迫切要关注的，上海的居住条件，我当时记得他讲的好像是每个人不到4平方米吧!他说，这样的居住条件是很差的，我们要把居住的生活质量提高，但是城市的文化底蕴还得要保持，我记得他讲的基本是这样。他讲完后，有好几个国家的建筑师代表都来跟他讲，你讲得太好了，对我们很有启发。所以后来一届的题目就是讲旧城保护、旧城改造。我爸发言讲旧城保护和旧城改造，因为他早已经带着学生探讨了好多年了。他带有六批学生，做了七个毕业设计方案，都是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是很迫切的，很遗憾，并没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爸一讲到上海城市建筑，就如数家珍，这个怎么，那个怎么，好像都在他脑子里，就好像讲某某人啊，挺熟的一位老朋友的感觉。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好像也就听听而已，其实当时他的这些想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特别重要。
我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十几年没回来过，因为我知道，我爸在规划设计方塔园的时候，又让人整了，在市人大、市政协的会上批斗得很厉害。咱们刚刚挨过一个“文革”，跟着没多久，又要批判他了。什么他设计的方塔园的地面铺了石块也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罪行”，是“放毒”，应该“用水泥铺路才对”等等。他写信来，特紧张，他们又斗他了。我想这对我老师和义父林风眠不再回中国大陆，实际也是很有影响的。林风眠后来，再没踏进过大陆，在他在世的时候，我也没踏进过，13年里，没再回来。
我觉得我爸爸有一种意志力和对专业的执着，他认为对的就始终坚持，他的这种态度，很让我敬重他。另外，就是他对朋友的信任。“文革”当中，林风眠被抓进牢里了，关了四年零四个月。但是我爸鼓励我们坚持每个月到牢里给他送东西，他也去送过。在那种恐怖的状况下，有人来讲，他有事，别管了。当然人家讲那话也是出于好心。我爸他平时讲话挺温和的，那时候，却坚定地大声说：“没事的!我认为他没事的!没事的!就是没事的!他是冤枉的!一定是冤枉的!”他对林风眠有那种信任。我从小就一直听他们俩聊艺术，聊历史，他们有时在厨房里，边煮饭边聊，我觉得他们互相有信任与尊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都有一种执着的信念，互相之间有一种信任感。所以我父亲才会认为，那一定是冤狱，担惊受怕也要支持他，这点上我很钦佩我父亲。
（摘自《建筑人生——冯纪忠自述》，东方出版社2010年3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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