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28日，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我知道那一步迈出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用自己的头脑追寻真理的崎岖小径。相对于同时代的很多人，我的觉醒来得非常的晚，因为自己“黑透”了的出身，让我除了一心一意地改造自己，在每一篇日记的末尾写上：“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天天铭记住我应该跟的人，我应该走的路而外，我不敢往歪里想，我不敢往偏里走。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整整十一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也从来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五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与他的工作相比，我没有什么分量，是个很不重要的物件。至于父亲当的是个什么官，甚至后来给毛泽东当了兼职秘书，父母从未向我提起过，我浑然不知。及至我九岁时，父亲在庐山会议上出了事，半年多之后被发配去北大荒劳改，后来又回到北京，母亲和他离了婚，他就住在我们前边的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才有了个可以见到面的父亲。但是又不方便见了，因为常去看他，妈妈会不高兴。爸爸有时会用电炉子烧些清炖甲鱼煮粉丝类的好菜，叫我们兄妹三人去吃饭。坐在矮凳上，围着权当饭桌的方椅，吃着爸爸亲手烹饪的饭菜，心里是暖暖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是我主动去的，因为在书店看到一本描写运动员生活的新书《礼物》，没有钱买，就去爸爸那里要钱，并且多要了些。他给了，我就又多买了另一些一直想买的书。我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同的，他是可以“请求”的。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是爸爸带着我第一次上的大街。我在前面骑，他在后边跟着。骑到德外大街，前边突然橫过来个行人，我慌得连闸都没捏就跳下了车，父亲在后面猝不及防，为了怕撞到我，连人带车倒在路边。我吓得赶紧去抬压在他身上的自行车，问他摔着了没有，以为要挨骂了。父亲反问我：“没有事吧?”然后拍拍身上的土，看看自行车没有摔出毛病，说：“没关系，走吧。你怎么不捏闸呢?下次有了情况要先捏闸，不能跳车，这样太危险。”我们一直骑到新街口我所在的女十中附近，才返了回来。从此我就开始骑车上学。但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爸爸没多久就又没了，他被发配去了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我不久之后开始要求入团，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不再写信。
但是父亲人虽不在北京了，却并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他永远是我倒霉的源泉。在家里，听脾气变得越来越暴戾的母亲的责骂：“你这个小李锐，你和你爸一样坏。”是我的家常便饭。有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所见所闻”的口号后，在学校，我被同学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我的出身——当然是父亲的问题；我的表现——骗取同学们的信任当了政治课代表；分析出了我身上应该让同学们警惕、应该让同学们都疏远我的“肮脏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后就更不用说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出来，庇护我入了团的妈妈的“革干”身份便不算数了，我成了“儿混蛋”。其实，我从来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怎么犯的错误，他错在了何处，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搞清楚。一来我无处去问，二来如果找处去问，让人知道了，就有“替父亲翻案”的嫌疑。因此我根本没有动过那根筋。直到周恩来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四人帮”招摇、霸道、不可一世到令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忍受，我才开始对所亲历亲见的一切产生怀疑。1976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就在那前后的日子，我又看到了彭德怀1959年上书的油印件，方知道：“‘反党’的人都是些好人啊!”因为如果我在北京，我也就是广场上的“暴徒”；因为彭德怀上书中的话，句句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党好。我才从真正意义上有了个自己的脑子，有了真正意义的思和想。
1978年3月12日——活到今天，再也没有哪一天的感受可以与那天相比：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天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附有一张照片，我的父亲就站在周恩来的身后，虽然只露出半个脸，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一瞬间我确确实实几乎窒息。自从变成了“狗崽子”，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每一个重大节日、每一次共产党的会议之后，报纸上登出的长长的出席人名单，我都要仔仔细细地、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那些人名会告诉我，又有谁被“打倒了”，又有谁被“解放”了。我百次千次地梦想着——明明知道那是白日梦，还是不能不做那个梦：“李锐”两个字会出现在名单中。我不能相信，我绝绝对对地不能相信：这一天竟然真让我等到了!我泪眼模糊，擦不干、抹不净，我擦完了看，看完了擦：没有错，那半张脸属于我的父亲，那是李锐的半张脸。我将照片指给丈夫悌忠看，那种激动是找不到任何语言表达的。
我憋在秦岭山脉中的三线工厂已经八年了，八年之中，每年只有15天的探亲假可以让我离开那里，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像只掉到井底的青蛙，向往着外面那蔚蓝的广阔天空，却没有爬到外边的本事。思前想后，想到了我的大姑。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李琬华，记得她是在湖南体委工作。我还记得妈妈说过，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觉悟很低”的人，李锐出了问题还把他当弟弟，完全没有原则。所以我相信只要父亲活着，大姑姑一定会知道他在哪里。给大姑姑的第一封信石沉大海，但是我不能放弃，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父亲的希望所在。再发信，这次写上了李琬华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我分析，即使大姑已经不在体委，只要有认识她的人碰巧见到，知道这是家信，是会转给她的。果然，第二封信被一个偶尔路过传达室的朋友见到，拿去交给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大姑。大姑姑那天正在厨房做饭，一听说有人以大姑姑的称呼给她写信，脱口而出：“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围裙没解，冲过去接下信，刚读了开头“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泪滂沱。大姑立即提笔给大别山中的父亲报信：“小妹在找爸爸了!”我不知自己的信会是一声霹雳，给陷在死谷里的父亲带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廿年思。”后来读到爸爸的诗，我才知道女儿在落难父亲心中的分量。
我和丈夫悌忠商量要去看父亲。悌忠说：“你去吧。”我问：“你不怕连累你?”他回答说：“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来吧。我真的无所谓，现在有思想的人，哪还有什么前途?最不济就是当一辈子工人，有什么?我没什么可怕的。”我想起第一次到他们家见未来的公婆。我说：“我出身不好，父亲是庐山会议反党分子。”没想到他爸说：“早晚会翻过来的。”我真的觉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说梦。哪知道，其实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
1978年6月19日，揣着大姑姑一家人和自己的热望走进北京富强胡同六号那个大宅门。大姑姑保留了我下面的这封信，那一天的经历因此可以有一个较完整的轮廓：
……
今晚我找到胡耀邦家，院中坐着两人，一个白头发，戴黑边眼镜的老人，一个中年男子，外表像个汽车司机之类(多么可惜，我不知道胡耀邦长的什么样呵!)，我便径直过去问道：“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家吗?”那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叫范茁（这是参加工作后，母亲为我改的名）。”他又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李锐的女儿，我为我爸爸的事情来的。”旁边的老人对那个人说：“噢!就是与彭、黄一起的。”那个中年男子打着官腔对我说：“胡部长今晚要改稿子，没有时间，不能什么事情都找胡部长呵!”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勉强说道：“我不在北京工作，是从外地特地为此事来的。”这时旁边的老人答话了，微笑着，十分和蔼地对我说：“你爸爸在河南?”我忙说：“不，在安徽。”他问：“在什么水电站?”我说：“在磨子潭水电站。”中年男子很不耐烦地说：“前些日子你爸爸通过谁不是转来了一份材料了吗?你去找你爸爸原单位，胡耀邦同志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了。”我这时很失望地问：“李步新是水电部的什么人?”白发老人连忙在旁又微笑地对我说：“不，李步新是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有一个老干部局，他是分工管理此事的。你爸爸不是为了看病的事吗?他的材料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你直接找到他问问怎样处理的吧。”我说：“当然，现在主要是为了看病，能够出来。可是我找李步新同志，大门口能让我进去吗?”老人又极和蔼地说：“让，现在中组部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你明天一上班就去，就说你爸爸的事胡耀邦已批给李部长处理，他让你去找李副部长的。”接着又详细告诉了我中组部的地址，之后老人突然问：“你没见到你姑姑吗?你爸爸的材料是她转来的。前几天，我在中组部招待所还看到她和你姑父，他们还谈到你爸爸的事情。你姑父大概已回沈阳，你姑姑可能还在。你去找找她，看看李步新同志现在是怎样安排的。”我这时从最初的疑惑中完全明白过来，他就是胡耀邦呵!胡耀邦同志又详细告诉了我姑姑所住地方怎样去找，并又随便问了我几句，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因怕破坏二姑姑所进行之成果，并且此事已批有专人负责，就没再多打扰胡耀邦，也没有交上材料，就告辞出来，直奔中组部招待所。可惜姑姑已在前天走了。
……
1978年7月29日黃昏时分，我和大姑姑、大姑爹终于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下了车。大姑姑这是第二次来了，她拉着姑爹在前面急切地走，我提着大包跟在他们的后边，走到一座矮矮、长长、一溜十几个窗口，显示着是个单身宿舍的平房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间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一时刻要到了：十一年了，就要见到被定为“死案”的父亲了，不觉得脚下有些发软，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面对。门开了，大姑姑立即紧紧地抱住了那个开门的人，叫了声“明弟!”就哽咽得再出不来声。姑爹轻轻拍着她的背，嗔怪地：“好了，好了!还要让我们见那。”他用湖南话道了问候：“您家还好吧?”我一直被挡在姑姑、姑爹的身后，突然感到了一种手足无措，近在咫尺的父亲，一下变成了遥远的影子，我真想就这么一直在他们的背后呆下去。我看不见父亲的脸，只听道：“还好，还好。”这是爸爸的声音，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和距离好像一下消失了。姑爹让到一边，我直直地对着父亲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还是那样像鹰一样闪着灼人的光。
“爸爸。”多少年没有叫了，我自己能觉出这两个字吐得有多么不自然。
“小妹呀!怎么这么瘦呀!”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父亲是慈爱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离。
大姑姑大概觉察到我们的尴尬，赶忙擦去眼泪，一件件拿出带来的东西，张罗着做饭了。我环视着爸爸的这间小屋，大约有七八平米，床边靠墙放着一个竹书架，插满了书。对着床是一扇窗户，窗下是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上面堆满了书。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间门口放的煤油炉上做开了饭。饭好了，爸爸搬过一张方椅当桌子，我们围“桌”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在爸爸那儿“蹭”饭的时光，暖暖的感觉从胃里向全身散开。饭后爸爸带我们去招待所。看招待所的大爷种了好些花，门口有石凳，石桌，幽幽的、静静的。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边，吃着葡萄开始了长谈。那一夜，我走近了父亲，我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急切地、要让我了解一切的心，感到为了这一天的谈话，他早就做了足够的准备。父亲从他惹祸上身的三峡争论谈起，向我展开了一幅我闻所未闻、完全无法想象的历史长卷。现在的人们对那段历史已不陌生，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父亲所讲的一切，犹如把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毛泽东在他的故事里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泽东的床边谈话，曾和毛泽东一起在他的床边进餐!爸爸的故事里没有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只有彭德怀、朱德、周恩来、林彪、刘少奇……这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我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坚强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父亲不停地讲、几乎不喘息，直到招待所的大爷说：“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们才意识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门口扇着蒲扇，也许一直在听，也许什么也没有听，只是理解着这十一年未见面的父女是应该有说不完的话。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对我说：“睡吧，明天再谈吧。”我一直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转回我的房间。那一晚，我心里很静，很凉，很踏实。我知道我来对了，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说的忠良。我要为他的平反奔走，呼号!
接下去的几天，父亲跟我讲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和最后是怎么上法院离的婚。父亲所讲的和我了解的母亲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我和父亲开始商量如何为他的平反运作了。他的任务是写申述材料，我的任务是以女儿的身份逐条说明我妈妈对我爸爸的揭发的不实之处。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亲人的揭发还要亲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姑姑已经来信要在北京与我会合，共同为父亲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搁下去。
走的那天，父亲送我们上了长途汽车，车缓缓启动时，我看到他有一种要追上来的冲动，但是停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文革”后，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么回事。我告诫自己遇到多难的事，多么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泪，特别是不能人前掉泪。没有人会同情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看着父亲消瘦的身体，稀疏的头发和那张充满病容但是洋溢着希望的黃黄的面孔，眼泪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按着书包里父亲的申述信，控制着自己，“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爸爸你等着我，女儿一定要让你离开这里，要为你讨回公道。”
1978年l2月30日，父亲给我发出了电报：
通知即返京
爸
办正式离厂手续，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做书面鉴定时，被正在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扫见了。后来那位同事告诉我，写的跟革命烈士似的，他当时就讽刺书记说：“你们早干吗去了?”我的信仰、我对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彻底地垮了：“自己过去所有拼死的努力，抵不上父亲的一纸平反”，感到了一种被愚弄了的深深的耻辱。
后来，到了美国，我被一个来自台湾的基督教徒紧追不舍了好几年，她最终没有能够说服我信仰上帝。我告诉她：“在‘文革’期间，我解剖自己的灵魂解剖够了，我无法再参加你们的圣经学习，我无法再对上帝说：我有罪、我忏悔。”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似乎应该是痛苦的，可是我好像并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我只觉得什么也不信的我，开始活得十分地自由、十分地轻松。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小家，我拥有一份让我投入的工作，我拥有一支不受约束的笔，可以随时随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我知足，我常乐。但是我似乎也没有自私到一己有了这样的日子就满足了，我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个追求扩展得更大些，并且还在不懈地努力!
（摘自《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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