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泗原:把守文字大关的最后一个守门人

    王泗原先生见过很多面，衣着朴素，看上去很干瘦，愁容满面，虽是长者，却不多见言笑。享誉学界，后来也有人以国学大师头衔相赠，与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相比，这位王泗原还算不上大名鼎鼎。他是祖父的老部下，也是祖父最信任的人，有人甚至把他戏称为叶圣陶的左臂右膀，年龄要比我伯父还大，应该是比吕叔湘先生略小，如果活着，差不多也有一百岁了。

    王泗原送父亲的书，居然称“至诚”兄，这让人觉得很搞笑，父亲也觉得太过客气，毕竟他要比父亲年长许多岁，而且学问太高太深，而且他是那样的严肃，因为严肃和不苟言笑，要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很多。说老实话，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王泗原出生于哪一年，上网去搜索，没想到宣传条目不少，吹捧文章也有好多篇，出生年月还真一时找不到。

    上世纪80年代，祖父病重住院，院方规定每周只有三个下午可以探视，王泗原关心祖父的病情，又不愿违背医院规定，便改成每天去家里咨询，向轮流陪同祖父的家属打听情况。照例是问昨晚睡得如何，体温可好，胃口是否开了，然后说一声这很好，也不喝一口茶，就心满意足地走了。大家都觉得这老头十分古怪，天天都如此，其实打一个电话就行，可是谁也不敢这么提醒，有些话一说就俗了。说给祖父听，祖父也很感慨，只能用“真是个古人”来评价。

    我考上大学，祖父很认真地说，我们老开明的人，是看不上什么大学生的。这话伯父说过，父亲也说过，让我觉得很奇怪，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明白什么意思。祖父不是大学生，伯父和父亲也不是，狭隘地想，因为他们不是，所以难免有吃不着葡萄的心理。后来明白不是这样，对于老一代人来说，不上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譬如祖父就是因为要养家糊口，没钱上大学，伯父因为高考时患猩红热耽误了，父亲上了大专没几天就去革命。按照我的傻想法，大学之门进总比不进好，有无学问，与上大学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世上有文凭的人多，大学生研究生如过江之鲫，真有学问的人太少，以学历和文凭取人，看走眼是经常。

    其实执著于文科的人，完全可以在家自学。王泗原倒是考上过大学，因为家贫，很快退学，他的学问功力，一方面得以家传，一方面全靠自习。说到学问好，祖父经常称赞与自己相熟悉的两位，一位是吕叔湘，另一位就是王泗原。坦白地说，我最后没有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既与喜欢写小说有关，也与那些有学问的人太有学问有关，活生生地是被吓住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去做学问，这两位实在是太认真太厉害，认真得让人没办法效仿，厉害得可望而不可及。学问是人做的，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    

    王泗原出身名门，世代书香，祖父王邦玺是进士，写一手很好的字，与湘人名流王先谦同科，曾任国子监司业及光绪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也绕不明白这“司业”和“行走”究竟是多大的一个官，反正是在皇帝身边，侍候着天下第一号人物，有很多可以说的掌故。王泗原偶尔也会透露一些，譬如关于老佛爷慈禧，与外面传的就不太一样，听上去更像一位邻居老太太，我父亲生前常说，王泗原要是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都写出来，会非常有意思，可惜他并不太喜欢向人家卖弄这些破烂。家道中落是乱世的必然，王泗原的祖父得罪了李鸿章，然后就是被贬，告老还乡。老人家讲经学，在王泗原出生时已过世，因此对王的影响并不太大，影响大的是父亲王仁照，他当过师范学堂的监督，这职务在晚清相当于校长，讲究文字音韵训诂，教子甚严，教导儿子的首要认识，就是“做学问是一种责任”。

    王泗原做过小学和中学老师，做过很长时间编辑，这两项工作都很普通，却说明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脚踏实地，都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成绩。当然麟角凤毛，通常只对老派的人才有效，真正脚踏实地，不受人间影响和诱惑又谈何容易。现如今中小学的师资队伍，多如牛毛的各路编辑，真正能做出王泗原这样学问的人，怕是再也找不到。时乎时，不再来，时代变了，人也全变了。我也说不好王泗原有多大学问，只好借别人的眼光，我祖父的观点不能完全作数，那就说一说张中行先生的评价。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积累很厚，学问过人，又是王泗原几十年相处的老同事，评价可算是知根知底。他觉得王泗原“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倒古人”，觉得他的文章“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因此，那些想走上古典征途的人，请先细心读读王泗原的书，“当作厉兵秣马，以免仓卒登程，碰到小小坎坷就摔倒在地”。    

    最早见到的是《离骚语文疏解》，这是王泗原的第一本书，显然是一本很难读进去的书。虽然至今我还能马马虎虎地将《离骚》背出来，可是对于这本“疏解”，还真是一读就坎坷，一读就明白自己的学问太差。在书的空白处，王泗原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对祖父表示谢意：    

    圣陶先生：

    这本书出版了，我带着感激，拿第一本样书送到您的面前。

    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您从我交给组织上的自传里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您亲自到我办公的地方，亲切地问我，说想看看。我写信到上海取来，请您教正，您看过了，说可出版，并介绍到开明书店。您多次谈到它，有时候有一两句称许的话，我听了只低着头，不能说什么，我不敢用虚文来对答您的那样质朴的话。稿子整理过后，适逢开明书店出版方针变更，您又介绍到俞平伯先生和文怀沙先生。付排以后，每一次见面，您总是很关心地询问排校的情形。您想到这本书的时候比我自己还多。这使我深深感念，永远不忘。       

    泗原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

    祖父对王泗原的欣赏非同寻常，常以平生获此得力助手而自豪。这段文字还可以续写下去，一九七一年，跟钱钟书先生一样，王泗原也从干校回到北京，在与祖父的闲谈中，说起昔日研究典籍的种种独特感悟，祖父觉得很有意思，力促他将这些感悟写出来。当时环境下，写下这些感悟，基本上自娱自乐，至多也就是惠及友人同好，因此王泗原也根本无意写作。因为祖父的建议，他“勉思所以报命”，把它们当做随笔写，或长或短，每写了一二十则，便送来给祖父看，让祖父提意见。起初是十六开白纸钢笔写，每则另页，后来写多了，有些零乱，祖父很喜欢这类文字，提出要分类装订，自告奋勇乐意为他效劳。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来一往，就是很多年，祖父对这些文字始终“深致奖誉”，渐渐老眼昏花，王泗原又改毛笔纸墨，用大字抄录送来让祖父过目，再到后来，祖父目力更加不及，只好改为口述，每次三五则，一句一句议论。

    终于完稿，终于成书，这就是后来让学界感到震惊的《古语文例释》，所谓集四十年之深厚功力，洋洋洒洒的四十万言。王泗原就先秦两汉典籍的疑难问题，一一做了辨析，提出正确的解释，对真正有志于研读古籍的人会很有帮助。王泗原著作并不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还有一本《楚辞校释》，凡是熟悉王泗原的，无人不敬佩他学问精详。然而他的过人之处，还不仅仅是古汉语的研究深入，现代汉语的功力也是十分了得。

    王泗原的白话文非常漂亮，打个不恰当比喻，就像毛笔字的一手正楷，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教材的编撰工作，当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手云集，谈笑皆鸿儒，王泗原之外，还有张中行，还有张志公，还有隋树森，都是一时俊杰，他们这些人为语言文字所做的努力，默默无闻的贡献，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道白。还是用一句最简单的评价，人教社的教材关系到全国的中小学生，只要是“王泗原看过的稿子，大家就放心了”，他是把守文字大关的最后一个守门人。

    王泗原曾当过胡耀邦的家庭教师，每周上门为其授课，自然是有专车接送，但是他坚持只在远处的胡同口上下车，不让接送的小车开进胡同，以免过分张扬。这就是他最典型的迂腐之处，胡耀邦敬佩王泗原的学问，执弟子礼甚恭，他却从不以此为炫耀，终生不改布衣本色。   

    （摘自《陈旧人物〈增订本〉》，上海书店2010年1月版，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