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顽痴

    我 们 仨

    我们仨，自然是指张国立、张铁林、王刚三个人的组合。

    三个人中，我年龄最大，比张国立大七岁，比张铁林大九岁。

    私底下怎么称呼?我称呼他们是国立、铁林，有时候起点腻就“立立”，但一直就是铁林。国立和铁林跟我，有时候是“老哥”“哥哥”，有时候无厘头，来一声“刚刚”“小刚子”，我也怡然受之。嘿，也就在这时候敢玩点“老扮嫩”。总之，关系已经随便到说什么都无所谓的程度了。当然，也不是一点尺度没有，当着外人面，包括记者采访时，他们往往就称我为王老师、王刚老师，假惺惺的，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呢，在这种场合下还一如既往地“国立”“铁林”叫着。

    三个人性格迥异。一般而言，不同的人，能在一个戏里面，而且由一个戏以后，又在好几部戏里面，能够非常快乐地合作这么长时间的，几乎很少。一般都难免犯这样一个毛病，谁主谁次、谁多谁少，争个不休。但我们没有，从来也没有这么去想过。

    第一什么东西都看得比较透了，名也好、利也好，大家看得相对也比较淡了，尤其是一些虚无缥渺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你多两场戏，他多几句词?

    比如《五月槐花香》，我记得张国立将近三百场戏，张铁林一百八九十场戏，我演的蓝一贵八十九场戏，这个比例就是三二一的比例。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是“名”，这个名跟你露脸的数量往往成正比，还牵扯到“利”，片酬是按集来结的。但是要想让观众喜欢各自的人物，看出这个戏的好来，提高整个剧的收视率和美誉度，最好各得其所。否则于全局不利，于自己也不好——费力不讨好!

    这是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戏剧关系的映射，所以才显得有趣。像卡通片里的猫捉老鼠。两个人互相不停地捉又捉不到，互相在那里斗，不断地延续下去，这个过程当中就充满着智慧。我跟国立的戏，当中有些笑料，类似相声的情节，总之直接交锋多一些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讲，不要把镜头切来切去，镜头的转换不如我们语言节奏的把握更准确，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好我们两个人都在一个镜头里。

    两个人演得特别“腻乎”，节奏的把握特别舒服，观众看着也特别过瘾。

    演戏演到一定境界，就可以不断自我“创新”，有感而发，即兴台词顺嘴就秃噜出来了，这种演员之间合作的默契是很难得的。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国立、铁林三个人有一场戏，是纪晓岚安排乾隆扮店小二，且皇上大半拉脸蒙着布，和珅不知道那是皇上，因此纪晓岚趁着喝酒就把他的心里话全都套出来了。这段戏好多都是即兴的，导演都不知道在哪里“Cut”了。当这场戏可算停了，全场哈哈大笑。

    我们演戏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有时都绷不住。现场工作人员是第一观众，他们能接受，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就更容易接受了。

    我们演戏默契，风格上很快能够互相融入。开始我跟国立的风格更容易沟通一些，更接近，铁林是后来慢慢融入我们的。跟我合作的男演员里面，不用对词上来就演的不多，张国立是其中一个。以至于每次进场，赶上今天是我和国立的戏，我就踏实了，知道很快就能收工回家。因为我们有一些经历是相似的，比如，他也曾跟曲艺门的人接触过，也试着说过相声。另外他是个很优秀的主持人，原来也在电台演播过小说。

    张铁林就不一样了，俗话说：“热馒头——端着。”他很难放下身段来，所以他演皇上很合适。

    平时大家互相开玩笑难免挤兑人，多半是我跟国立来挤兑铁林。

    那一回湖南卫视把我们三个请去，节目是何炅和李湘主持的。记得李湘问：“三位老师在一起，你们两个演臣子，平时演皇上的张铁林一定是高高在上了?”

    张铁林不听这话则已，一听，旧恨新仇全涌上心头：“什么呀?恰恰相反，他们俩老欺负我!”

    全场观众笑翻了天，没想到，三个老男人戏里如此好玩，戏外也是照样童心盎然。

    有人问我：三人中是不是张铁林脾气最好?

    这一点不能简单论之，更不好光看表象。三个人都有脾气，我的脾气可能更突出一点。自从张国立负了点儿责以后(除了做演员还要做制片人，后来还兼总导演)，我开玩笑说：“国立啊，我特别愿意你负起更多的责任来，这样我的脾气要发起来更自然了。我在这个剧组活得会洒脱一些，你就会哄着我。咱们仨人要都是演员，班儿对班儿的，这还就麻烦了。” 

    拍《纪晓岚》第4部的时候，在现场有一个执行导演，但是很多重场戏，张国立得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忙得团团转。预备——吆喝一声后，忙又归到我们堆里演戏。歇着的时候，我们这儿扯别的，他又忙着“公务”，好几个合同得签。

    我说：“哎哟，悠着点儿吧，你活得忒累了。”

    其实心里很是佩服。 

    铁林当过导演，现在他当院长。你不要以为他这个院长是空的，他是实实在在当了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

    经常在一起搭戏，也不意味着平时一定要热热闹闹地总在一起。我们时聚时散，一有我们仨都参与的戏就聚在一起了，没有，就各忙各的。偶然有事就打个电话。我们住得相对远，不像很多影视界的人在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别墅群里面，经常凑一起，串串门儿啊，打打牌呀，我从来没有，我也不喜欢打牌。

    国立的应酬一定和正事有关，比如，他说今天有个饭局，一定是跟拍戏的事有关。铁林的应酬，颇有点名士之风。“非典”期间，他专赴上海拜师学戏；再回京，一句满工满调的西皮倒板，唱得我目瞪口呆。平素，他雅好收藏，专攻尺牍手札；他书法也颇有造诣，虽常接触的一些人，多非书画界主流，可他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闲扯”。总之，平素交游纯属个人兴致所至，几乎没有任何功利色彩，这是张铁林的特点。他与梨园行、书画界都颇有渊源。

    演和珅也是为人民服务

    说起来，大伙可能觉得挺逗的，《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大火以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郑重其事地通过“一级组织”(通过中央电视台还是通过谁，忘了)找到了我。 

    我拿起电话，对方热情洋溢地说：“王刚同志你好啊!找您真不容易呀……”

    我忙客气地应承：“不敢当不敢当，您好，请问您是?”

    对方介绍说：“我们是高检的。”

    我没听明白：“唔，高检……是谁?”

    他忙说全称：“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嘴里“咝啦”一声，心想：没事吧?我就犯了错误也不至于惊动高检吧?

    我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想聘你做反职务犯罪宣传顾问，聘书即刻送到。”

    我哭笑不得：“你们不会是找错人了吧?我可是演和珅的。一个演贪官的，反职务犯罪让我当宣传顾问?……合适吗?”

    那边的回答挺干脆：“王刚同志，正因为你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你对贪官心理变化一定非常了解，对于这种人的症结，你能说出一二三来。”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这么一个戏剧角色，我扮演的一个特殊意义的“反面教材”，居然可以进入“政法警示”的视野。这是编剧演员的“荣幸”?还是反腐倡廉“急急如律令”造成的时代尴尬?

    让我感到特别难忘的是：曾经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两次邀我到西城区他家中做客。万没想到当年的华主席也是我的戏迷。

    华老特别有意思，开口便用他那醇厚的山西口音对我说：“王刚同志，你演的那个和珅，演得实在是好嘞……”

    听我讲述演和珅的趣事和社会效应，华老时而开怀大乐，时而陷入思索。我记得华老有一次插话，评点了一句：“你演和珅，也是为人民服务。”

    说实在的，真是欣慰。但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华老的一番话，有几分凝重和酸涩。

    “主持人里最好的收藏家”

    我的收藏与演艺生涯是交叉的。在宣传电视剧《玉碎》时，我在去天津的车上，还在遥控指挥藏友在日本大阪的一次拍卖会上的叫价。当时正在拍一件元代剔黑荷塘鸳鸯纹盘(我曾在大英博物馆见到过类似的一只)，因品相一般，不到300万日元就落了锤，那才是我心理价位的一半!那一刻，天津也到了，真个是：天津萝卜——心儿里美呀! 

    这种情形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发生。说来也巧，拍卖分春秋两季；拍戏也多半在这两个时间段。这就难免撞架了。平时拍戏时我都关了手机，但如果那天有拍卖会，我若是急了，会在演戏时突然喊一嗓子：“停!”往往搞得周围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我就躲一边接电话，开始叫价。

    记得有一次，为了一对儿乾隆柠檬黄地儿洋彩花卉碗，我在拍戏现场用手机竞拍。没几番，对手就剩一个。我充满信心势在必得，对手也毫不气馁步步紧逼，两人轮番叫价，又叫了二十多口时，我扛不住了，与我心仪已久的宝贝儿失之交臂了。然后踏实演戏。

    一旁的导演告诉我，王老师你刚才喊那声“停”时，嗓子都“劈”了。

    不过，时间一长，大家都习惯了。

    有媒体称我是“收藏界最好的主持人，主持人里最好的收藏家”。我明白这话里有褒有贬；再有记者问我以为然否时，我便笑答：哈哈，然也，然也，精辟!准确!

    把演艺跟收藏连在一起说，我肯定绕不过和珅了。演了和珅之后，我也有意收藏一些和此人有关的东西。我有两个和珅的折子，其中一个是贺乾隆喜得五世孙的贺折，还被我拿到电视上展示过。某次有拍卖公司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和珅的大卷轴书法，拍前买断价15万元，简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当即表示：“乾隆的字才3万元，不要。”

    结果，证明是我判断失误。在拍卖场上看到那幅字后顿足大悔——这幅字品相极好，最后以六十多万元的价格被一个企业家拿下。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只好自我安慰说：“他花那么多钱买一贪官的字，有毛病吧?”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拿艺术品投机的人，自己也几乎是只进不出，顶多玩腻了，出手几件，再换回一件更好的、往往也是价钱更大的。先去伪存真，后去粗取精，这也是收藏的一般规律。而其间不断碰到的尴尬就是，品位提高了，钱跟不上，财力总是跟不上眼力。好在前辈早就撂下话了：过眼即拥有啊，聊以自慰。

    我与成方圆——惭愧与感恩

    1997年，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我们很低调地处理两个人的事情，包括喜酒，就是两家人，简单地吃一顿饭。

    但毕竟，两个都属于“公众人物”，真的想低调，那也是很难的。这段婚史，在当年见报率挺高的，媒体欢迎这种素材呀。

    在1998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到圆子(圈中好友都这样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那时，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总管。音乐剧头一轮在保利大厦要演十场，我天天下午还要到北京电视台主持两场《东芝动物乐园》，完了之后我自己开着车到保利大厦已经五点半了。圆子就在我们俩共用的一个化妆间，提前把凳子、椅子铺好，让我睡上二三十分钟。 

    虽然累，但是每天演完以后那感觉特别好。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还跳着舞，向中间的观众、两旁的观众还有向楼上的观众敬礼。观众也不走，因为舞台剧它就有这样直接的反馈，它不像演别的。哎呀!那感觉真的很美好。

    与圆子共同出演《音乐之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里。

    往家开的时候，我记得成方圆说了一句非常发自内心的话：“天天这样多好啊。” 

    圆子曾说：“我和王刚有一种互补性，王刚属于传统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圆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

    我的“酒史”，是从知青点——特别是26年的部队生涯中延续下来的。有美好，也有负面的插曲。

    我这个德行，给了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我妹妹王静，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时，我竟要拉车门跳下去……几番折腾终于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

    夫妻随团去欧洲演出。在法国的时候，当地华人非常热情，一连串的酒场酒局。得意忘形之余，坏了，不行了，身子灵魂都在坠落了。他们把我送往枫丹白露的急救中心。

    路上，我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闭上了，心想：死了算了，太难受了。

    这是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

    记得成方圆掐着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终于躺在病床上，当两个洋人的脸朝我俯下来时，我彻底昏过去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急救，我才醒了。

    近些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情节”，让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笔墨澄清：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学费而分手的，这个事情实属子虚乌有。

    人家说了什么，你又不能去反驳，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真的，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摘自《我本顽痴——王刚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