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批评：古代文学批评的核心枢纽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所谓文体批评，指以文体分类为前提，以辨析文体的起源、功用、体式体征、体貌风格等为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的文学批评形式，又称辨体批评。古代自觉的文学批评滥觞于文体批评，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古代文学批评的起点和支点。作为文体学核心内容的文体批评，贯穿于从先秦到明清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枢纽及核心地位。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滥觞期。古人在典籍整理、分类、文体命名、称引中，已隐含着朦胧的文体观念。如《诗》分风、雅、颂，《周礼·春官》载大祝作祠、诰、诔等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都以对相关文体特征的辨析为前提。《尚书·舜典》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将诗从原始歌舞的附属形态中剥离出来，明确其抒写情志功能和作为独立语言艺术的文体特质，可谓最早的文体批评，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又，《尚书·毕命》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孔颖达疏解“辞尚体要”为“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即当简明扼要，得体切用，不可一味追求新奇。这成为后世行政公文、政论文写作的矩矱。刘勰《文心雕龙》引入“体要”一词，作为论述各体文章写作和批评的基本原则，“体要”遂发展为文体批评的核心范畴，长期活跃于古代文学批评中。
汉魏六朝是文体批评的发展和成熟期。汉人的文学观念逐渐由混沌走向明晰，开始以“文”或“文辞”“文章”指称文学，以“学”或“文学”指称文化学术，说明已意识到文学有不同于学术著作的独特性。刘向所编《楚辞》，是《诗经》后第一部按文体编纂的总集，所录都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浪漫情调的文体。《汉书·艺文志》设“诗赋略”，明确把诗赋与六艺、诸子、方技等学术著作区别开来，同时，又将“诗赋略”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种，是文学观念与文体辨析上的重要进步。此外，汉人有不少关于诗、赋、骚、颂乃至小说等文体的讨论，虽零散，但原创性强，对后世辨体批评影响深远。如《毛诗序》阐释诗六义、变风、变雅，《诗谱序》倡美刺说、诗体正变说等，确立了儒家诗教传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小序关于赋的起源、功用、艺术特点的论述，都是赋体批评的经典论断。许慎《说文》、刘熙《释名》等字书关于早期文体语词的训释，成为《文心雕龙》文体论“释名以章义”的重要资源。
汉魏六朝作为古代文体学发展成熟的时代，也是文集产生和编纂体例成熟、定型的时代。两者近乎同步，原因在于都以文体分类和辨析为基础，每每互为支撑。曹丕编《邺中集》而撰《典论·论文》。此文被誉为古代文论进入自觉时代的标志。其中“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等，辨析不同文类的体性特征及其与作者天赋、才气的关系，开辨体批评之新风。陆机《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讨论创作问题的文章，因创作必涉及文体，故多有文体论内容，如倡言“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并证以“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一段辨析诗、赋、碑、诔等十种文体表现功能和体貌特征的文字，又以“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等论证创作主体的性情与文章风格的关系，发展了曹丕的辨体批评。挚虞编《文章流别集》，分体编次，每体各有专论，既辨析体制特征，又探索源流演变，合为《文章流别论》。据邓国光《挚虞研究》考证，全书涉及四十一种文体。虽其书已佚，今尚存颂、赋、诗、箴、铭等十二种文体专论，探讨各体文章的起源、体制、功用及发展变化，列举代表作家作品并加以评论，其编次体例、批评方法和具体观点对《文选》《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影响。《文心雕龙》吸收前人辨体批评成果，论文叙笔，囿别区分。其中《明诗》至《谐隐》十篇论有韵之文；《史传》至《书记》十篇论无韵之笔。每篇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的论述逻辑，确立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经典范式。此外，《宗经》论文体源于五经，《体性》论作者才性与文体风格，《通变》论常体与破体等，都对后世文体批评影响深远。《文心雕龙》标志着古代文体学的成熟，是文体批评集大成著作。
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辨体批评高峰，至唐代有所回落，但文体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却积淀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并在特定的时代思潮中迸发出强大生命力。如，宋人面对唐诗高峰的巨大压力，为在唐诗之外开辟新天地，逐渐形成“以文为诗”等创作风气，引起尊体论者的不满。陈师道《后山诗话》：“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强调严守文体疆界，破体为文，即使杜、韩大家，也不能工。当然，也有为破体辩护者。如沈括讥韩愈诗乃押韵之文，“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却针锋相对地指出，“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这种辩护在宋代文学批评中虽不占主流，但在创作实践上，以文为诗、以古为律、以诗为词等现象却蔚然成风。由此引发的尊体、破体之争和唐宋诗之争，不但是宋代文学批评的热点，也是此后近千年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明代文学复古意识高涨，宗唐思潮蔚为主流，而这种主流思潮正是通过辨体批评达成的。明人比宋人更重视文体疆界，高倡“诗文各有体，不辨体而能有得者，未之前闻也”（车大任《又答友人书》）。辨体批评在文学批评体系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许多重要论题乃至文学流派之争都与辨体相关。如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本质是尊重文体规范，推崇典范文体，而典范文体的确立，必须通过溯源流、明正变、品高下，即辨体批评来实现。公安派与性灵派认为文体规范会戕害性灵，扼杀艺术创造力，主张独抒性灵。屠隆、李维桢等既意识到复古模拟之弊，也不满公安派蔑视文体规范的偏激，因而主张兼取性灵和文体规范。明代文学批评，主要即由这三股思潮激荡而成，由此引发的唐宋诗之争、唐律第一之争、诗史之辨等，无不以辨体为理论核心。许多文论著作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诗源辩体》等，题名好以“辨体”标榜，原因正基于此。可见，辨体批评已成为明人激扬文学思潮、开展文学流派之争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法，是推动明代文体学成为六朝之后又一个文体学高峰的强大力量。
清代辨体之风不如明代之盛，但文体批评作为一种方法，仍在文学思潮嬗变、文学流派争鸣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桐城派方苞倡导文体雅洁，古文不可入小说体、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板重字法等，而刘大櫆、方东树、曾国藩等，却以音声、情韵等论诗标准来衡裁古文，体现了诗、文相通的观念。立场、观点虽异，辨体批评的方法殊无二致。事实上，清诗的发展，由明诗的宗唐黜宋转向宗宋为主、兼学唐诗，仍是以辨体为主要武器，只不过明人主“辨异”，强调严守文体规范，清人主“求同”，强调诗文相通、唐宋相通，鼓励文体交融渗透。至于贯穿清代文学批评始终的骈散之争，远承六朝文笔之辨，近染明人辨体之风，已是文学史常识。
综上所述，文体批评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的核心原则和方法，绾结着从创作到理论、从作家到作品、从语体到文体、从体制到内容、从体性到风格、从功用到审美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特征，在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话语体系中起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与枢纽作用。
（作者：何诗海，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