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中国文论的核心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文心”一语直接出自刘勰《文心雕龙》之书名，西方汉学在翻译它时，颇费踌躇，认为“可以理解为‘文之心’，或‘使心变成文学的/有教养的/有文采的心’，或‘从文的角度来思考心’，或根据刘勰本人的解释，直译为‘为文之用心’”（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语而有四译，可见其意涵之丰富。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特点。中国文论建立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批评上，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批评植根于中国文化中，而汉语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论内涵的丰富性、表达的非单一性，是汉字汉语赋予的。四种英译中，前三者虽略显生硬而大意尚明；刘勰本人的解释，出现在《序志》篇中，但什么是“为文之用心”，他并未明言，或者认为无需明言。刘勰之前，陆机《文赋》有才士之用心；刘勰之后，唐代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宋代晁补之也说不从虞歌、周、鲁、商诗及楚骚、建安七子等进入，无以知杜甫平生之所用心（《送王性之序》）；清代李渔论戏曲提出“主脑”说，以求“作者立言之本意”；近代况周颐《蕙风词话》也强调“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的词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心已经超越一般范畴或概念，成为中国文论的核心，是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话语之一。
一是文学本质论，也就是刘勰所说“为文之用心”。文之为义，颇为复杂，纹理、线条、图案，锦绣织物，礼乐制度，文字、文章、文采、文才，都是其应有之义。古人认为人有文，天也有文，地也有文。所谓为文之用心，首义即在一种思想与精神，是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司马相如“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刘勰与天地并生的德。这是形上之用心，从《诗大序》到《文章流别论》，到李梦阳《遵道录序》、冯桂芬《复庄卫生书》，历代论之不绝。也有人如包世臣等斥之为门面语、虚言，然既是推尊文体之必需，亦是文论绕不开之话题。其次，国家、社会层面，文学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汉儒说《诗》有“经夫妇”等五用及美刺说，唐代韩愈论文将古道与文辞联系起来，柳宗元凝练出“文以明道”的论断，宋代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关系由此确定，旨在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再次，创作主体层面，文学是个人感情、志趣、思想的抒发。作者之喜怒哀乐各种情感，尤其是现实中遭遇不平，情思郁积，需要通过诗文等文字表现出来。被称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最早出自《尚书·尧典》，尽管“志”有着是纯粹情感还是具有一定政治和伦理维度指向性之差异，但它的个人属性是明确的。司马迁“发愤著书”“诗以达意”，王充“论发胸臆”，陆机“诗缘情”，刘勰“情动言形”“为情造文”，韩愈“不平则鸣”，袁枚“性灵”说，皆属此一统序。
二是如何为文，也就是创作论，英译之“从文的角度思考心”。首先是作者论，有养气说、积学说、才性论等。孟子的浩然之气源自主体修养的至大至刚，苏辙的养气偏于社会阅历与山川游历。刘勰提出积学、酌理、研阅、驯致有助于创作。荀子等认为人的性格、气质、才能与创作一致；魏晋出现才性四本论，将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与才性差异性作关联思考，这又导出明清童心说、性灵说，认为创作发于情性，文品出于人品。而反命题则是心声心画未必与其人一致，文章不能真实反映作者为人；诗有别材别趣，不是多读书、多穷理即能作诗人。作者论还关注作者与自然、社会、时代的关系，提出应物斯感、为时为事、穷而后工、江山之助、文随世变等命题。其次是构思论，陆机《文赋》讨论构思生发及辞意安排、谋篇布局等过程，《文心雕龙》专设《神思》篇，论及神与物游和移情、想象的作用。后来刘熙载又提出“凭虚构象”，以虚构创造形象表现生活。构思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心物关系，陆机说“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刘勰说“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都以言—心—物三者的契合为论。复次是表现论，先辨体，文体各有其体制、规则、表现表达方式及应用场景，不辨体便不得体、失体。所以中国古代文体论特别发达；文学以语言文字呈现，一种意见认为言能达意，言与意会、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一种则认为言不尽意，意不称物；还有表达风格是真实自然，还是藻采修饰，是直言尽意还是委婉曲折；是师心自用，言必己出，还是模词拟法，无一字无来处。
三是如何“为”与如何“用”，也就是英译之“使心变成文学的/有教养的/有文采的心”。古代法论张力弥满，一方面追求无法为尚，提倡神明变化为法，法寓于无法；一方面又大论其法。一种是普适性的文学大法，诗六义的赋、比、兴，象征、夸张、铺陈、白描无不是法；一种是具体文体之法，小说有草蛇灰线，戏曲有虚拟性和写意性；文中启体，刘勰说：“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文体之法极于诗体，古体有古体之法，近体有近体之法，五言有五言之法，七言有七言之法；一篇之中，篇有篇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开头、结尾、转折连接亦各有其法。法因人而异，被称为“别是一家”的词，柳永有“屯田家法”，苏轼“以诗为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辛弃疾“以论为词”。流派有流派之法，如宋代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其法，而清代桐城派“义法”则标举言有物与言有序。“使心变成文学的心”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雕龙”，在这个意义上，刘勰不吝赞词，他于《原道》《宗经》《正纬》《情采》等篇，使用雕色、雕琢、雕玉、雕蔚、雕采、雕篆、雕缛等范畴，雕龙、雕虎、雕虫等语词，提倡雕琢、雕刻产生的美，仅在《隐秀》篇反对过于雕琢取巧“虽美非秀矣”，在《物色》篇称赞白描“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文学之美之动人，离不开雕琢的语言、色彩、技巧、布局之润色，即文心之雕刻。
四是“为”文之心，指文学批评鉴赏，即英译之“文之心”。正如汉字之“为”，兼指制作、创作和学习、研究一样，中国文论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命题、范畴往往既指向作者和文学创作，也指向读者、作品和文学批评、文学鉴赏。中国文论的批评传统由来已久，“诗言志”之“诗”泛指诗歌，就是创作论命题；特指《诗经》，就是批评命题。在历代的阐释、批评运用中，一个命题、范畴又脱离其原义，而获得意蕴的层累叠加和变化，如“诗言志”在《礼记·王制》中变为采诗观志，在《楚辞·悲回风》中以之为“赋诗言志”。宋代施逵叛宋入伪齐、入金，任翰林学士，曹勋读其少年时题人所画《平沙落雁》图诗，得出其人夙有贼心，依据亦是“诗言志”这个传统命题。所以，刘勰在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体论、方法论后，列“指瑕”“知音”二篇，论批评与鉴赏。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也有“《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之说，以读者之心碰触作者之心，是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发生的根据。中国文论中，批评、穿凿附会、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兴观群怨等范畴，诗必与诗人评之，作者不鉴，比兴说诗，作者之意未必然、读者之意何必不然等命题，皆具批评、读者接受意义。
文心兼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方法论、文学批评鉴赏论四层意涵，超越单一所指，对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彭国忠，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