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版本”与“孪生底本”孰优孰劣

　　目前所见唐人别集中，李白诗歌异文尤多。其产生原因，众说纷纭，前人多笼统地归咎于传唱或传抄失误，抑或后人窜乱修改。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是李白自己有意修改，如陈尚君在《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一文中，就列举了诸多内证，认为李白诗歌有初稿、定稿之别，许多诗歌都经他本人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尤其是《古风》五十九首，大量“异文”“一作”“重出版本”和“孪生底本”的存在，直接证明了诗歌文本的不确定性，并涉及“古风”的编排、修改、定名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复杂工作。

　　就李白《古风》诗歌的异文情况而言，一字异文、两字异文为多，这种情况最为复杂，传唱或传抄失误的可能性最大；三字以上者，可称作整句异文，整句异文过半者（包括脱句和衍句），可视为整篇有异，包括《客有鹤上仙》《登高望四海》《倚剑登高台》三篇，“两宋本”中以“正文”与“一作”标注，已显露初稿和定稿之别。另有一种情况最为特殊，即目前所见李白《古风》类诗歌中，有三组六首诗歌，两两相对，整篇重出，虽个别字句有差，但整体面貌极为相似，可视作“孪生底本”。编辑者分别在《古风》和《感兴》中两存之，而不是删汰其一，用“一作”的形式出注。然而，我们从情感表达、起兴用典、遣词造句等各方面两相比较，孰优孰劣，立时可辨，似可印证《古风》极大可能乃李白晚年自我精拣编修的观点。

　　首先，是情感的克制表达。《古风》其二十七“燕赵有秀色”与《感兴》其六“西国有美女”，此与《拟古》其二“高楼入青天”篇亦颇多相似暗合之处。前人已指出《感兴》篇模仿之劣：“是袭子建《美人篇》（即‘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后半首意以简淡见致，但‘观’字押得无力。”但与其说是韵脚问题，倒不如说是从情感表达上看，《古风》虽凄怨清冷，表情达意上却更加含蓄克制，而《感兴》中“高节夺明主”至“不为人所观”对心迹的剖白显得太过直露，有失含蓄蕴藉。《古风》的改动主要集中在五至八句，“碧草”二句以自然草木衰败、时节易迁为转折，于清怨中含蓄寓意，极具画面感；“玉琴”二句承接上两句对周遭环境的渲染烘托，自然过渡到对主人公行为动作的描写，但其所怨所叹，至此仍不说出；直至末句“焉得”“共乘”才表明心迹，起承转合之间，顺畅自然。反观《感兴》篇，“高节”二句直指明主，自我心理剖白过于直露；“彩色晚”也不如“碧草晚”更具生命力，更贴合自然节序，欠缺兴发感染之力；“人所观”“配君子”等语，亦有伤直露之嫌。清人王琦指出：“此篇与二卷中《古诗》之二十七首互有同异，想亦是其初稿，编诗者不审，遂重列于此耳。”但“编诗者不审”的说法未免草率。

　　其次，是典故的切当呼应。《古风》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与《感兴》其七“朅来荆山客”重出，相似度极高，几乎只有首二句、“西山”句及数字不同，当可视为“孪生底本”。萧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风》。但有数语之异，是亦当时初本传写之殊，编诗者不忍弃，两存之耳。”朱谏也说：“按此与《古风》三十六首文意少有相同而多相似，岂当时传写之误，而编次之不审乎？当以《古风》为正。”都当作是传写之误。但两相对比，《古风》版本明显比《感兴》精妙许多。首句“抱玉入楚国”叙事简洁明了，“见疑古所闻”说理顺畅自然，且能自然引出下文珍宝终被弃，三献亦徒劳之叹。“朅来”两句则皆为叙事，只是感叹卞和的遭际，缺少“自古如此”的徒劳无用之叹。“西关”句用典切当，对仗工整，且与末二句鲁仲连和老子的典故相呼应，表达全身远祸之意；而“西山”二句后用伯夷、叔齐之典，来赞扬谦逊让德的品质，但鲁仲连和老子都是修道之人，伯夷、叔齐却是儒家典范，并不十分相配。“东海汎碧水，西关乘紫云”，汎，一作沉，而《感兴》其七中写作“有碧水”。虽然严羽评本载明人批语认为：“‘有’字浑然，胜彼‘沉’字。”但此显然是恶评。“汎”通“泛”，漂浮之意，“汎”“乘”皆为动词，乃两句字眼，表意丰富。反观《感兴》其七中，“有碧水”“多白云”，则明显是明人所喜之烂俗套语。

　　最后，是用词的关联性修改。《古风》其四十七“桃花开东园”与《感兴》其四“芙蓉娇绿波”，萧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必是当时传写之殊，编诗者不能别，姑存于此卷。观者试以首句比并而论，美恶显然，识者自见之矣。”朱谏曰：“按此诗与《古风》歌诗二（应为四）十七首相似，而首句不同，且芙蓉非春花，与下文意不相续，当与《古风》为正，大抵李白之诗，未尝经意，先儒考订编次，故差误相仍，而无归一之说也。”虽然都承认《桃花开东园》篇更显正大端美，但又以“编诗者不能别”搪塞之。此二篇唯首尾有异，从用词修改的关联度上更能见出“孪生底本”的存在，以及李白对《古风》文本的系统性修改。《感兴》开头“芙蓉娇绿波”除朱谏指出芙蓉乃夏花，非春花，与下文意不相续的问题外，改以“桃花”开篇的优点有四：一是避免了朱谏所指出的常识性错误；二是删去芙蓉，省略“李树”，聚焦于桃花，使描写对象更加集中；三是“桃花含笑，夸耀枝头”，形象更加生动；四是桃花形象的凸显，与末句凌寒松作对比，一柔弱一孤直，各自特性更加鲜明。同时，又因开头删去了“芙蓉”，所以末尾零落“互”相失，也改成了“早”相失。末句“千载长守一”只强调坚守时间之久，改为“独立自萧飋”则不仅有独立不迁之意，更蕴含即使萧瑟寥寂、孤独凄冷也不改志向的坚贞之情，意涵更加丰富。这样的关联式修改，择优而录，很难说仅仅是“传写之误”造成的。此现象并非孤证，而是在多篇中均有出现，我们用“孪生底本”来概括，似比“传写之误”更能说明问题。

　　李白此类《古风》《感兴》等诗歌存在“同体异名”现象，也与“初稿”和“修改稿”两存有关。不管是内证还是旁证，几乎都印证了以下观点：（1）李白晚年对《古风》诗歌极为重视，《大雅久不作》“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表明了他在功名之望破灭后，想借此“垂名后世”的宏愿；（2）《古风》有统一的风格定位，即“清真雅正”“雍容和缓”，保存在《古风》中的版本均与此风格一致；（3）李白对《古风》某些篇目做过修改，“重出版本”显示出“初稿”和“修改稿”两存的痕迹；（4）目前入选《古风》中的重出篇目，从情感表达到遣词造句，均比保留在《感兴》中的“孪生底本”要精良，显然是经过精心筛选的；（5）《古风》的定名者由此当可浮现。以上各个环节，“定位—修改—裁汰—编次—定名”是一系列环环相扣、需要协调统一的工作，基本只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即原作者李白。

　　最重要的是，唐末诗人张祜已明确提及读到李白《古风》，其《梦李白》诗曰：“匡山夜醉时，吟尔《古风》诗。振振二雅兴，重显此人词。”因此“古风”的定名至迟不会晚于张祜。虽然我们还未能从出土文献中确凿证明“古风”之名乃李白自己晚年整理作品时所定（或为李阳冰、范传正等），但考虑到古风旨归、篇目修改、拣择裁汰等一系列工作的一致性，则基本可以认定是李白自己所为。目前所见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整体情感走向显露出从希冀入世至灰心绝望，风格变化从清新明媚至萧瑟凄凉，基本符合李白一生从青年至老年的时间线，至于个别篇目如《北溟有巨鱼》明显作于早年，却排列于“其三十三”，当是李白去世之后，中晚唐时期的李白集未能完善保存编辑之初的原貌，后至宋初，又经曾巩、宋敏求重新搜求编次，在此过程中出现“二次（甚至多次）窜乱”的缘故。

　　（作者：谷维佳，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