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夜宿山寺》”生成始末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传李白的这首《夜宿山寺》，文字凝练，想象丰富，明白如话，深得人们喜爱。随着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录，这首绝句现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可是，这首诗是怎样生成的，很少有人关注。

源出《麈史》

　　《夜宿山寺》，传本《李白集》未录，最早见于北宋王得臣《麈史》。《麈史》卷中载：“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书耶？取其牌归于丞相吴正宪公。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曾阜，字子山，江西南丰人，元丰间（1078—1085）任黄梅县令。据王氏记载，诗牌由曾阜发现于乌牙山寺，后转给了丞相吴充；全诗二十字，没有题目，落款“布衣李白”；墨迹不能确认为李白所书，李集虽然未载，但集外佚诗已有先例。

　　王得臣与曾阜二人同朝为官，耳目相及，所记“出夫实录”“无溢美，无隐恶”，可谓客观。《麈史》之后，此传闻虽有变异，而李白“夜宿山寺”主题未改。像赵令畤《侯鲭录》将离城数十里的“乌牙寺”变成了去城百余里的“峰顶寺”，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变“蕲州”为“舒州”等，但所涉主要人物依然是李白、曾阜等，诗歌文字除了呼应地点改首句为“夜宿峰顶寺”外，其他照旧。

异闻伴生

　　与《麈史》《侯鲭录》等传录不同，宋人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了另一传闻：“杨文公亿数岁未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楼，误触其首，忽便言。家人惊谓曰：‘汝既能言，能吟诗乎？’曰：‘能。’遂令吟《楼》诗，应声吟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后为天下文章宗工。”王辟之生于天圣九年（1031），字圣涂，山东临淄人。《渑池燕谈录》同《麈史》一样，所记皆为作者宦游时的耳目所及。该传闻中的杨亿为宋初诗人，与李白相隔甚远；其“登楼”之事，与“夜宿山寺”亦大相径庭，可杨氏所吟与落款“布衣李白”的诗作重复两句，不能不让人相互关联。这为“李白《夜宿山寺》”的生成埋下了不可或缺的伏笔。

　　古今诗句同义者有之，但文字重合，甚至整首相契者，只能有一个缘由，即同出一源。从传闻所涉诗人看，李白在杨亿之前，后者有承袭前者之嫌。从载体成书时间说，《渑水燕谈录》在《麈史》之前，但“夜宿山寺”“登楼”皆属传闻，二者源头很难分清先后顺序。所以，“夜宿山寺”与“登楼”二说一直并行流传。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属于“登楼”一说的传闻，主人翁也出现了变化。如，《古今诗话》沿袭《渑水燕谈录》所记，“杨文公数岁”“家人抱登楼”，而到《太仓稊米集》则成了“李白襁褓中，其家携之上楼”，再后来又出现了晏元献、王元之少年登楼赋诗传说。尽管人物一变再变，但是其所吟诗作始终未改。综观这些诗人，无论是李白，还是王禹偁、杨亿、晏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神童，自幼能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传闻者才得以附会，以神其人。

关联歧说

　　宋代学者在传播“夜宿山寺”“登楼”二说的同时，开始思考其真伪问题。像《竹坡老人诗话》卷一在复述幼年杨亿作“登楼”诗事后，云：“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为杨文公作，何也？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抑亦太白之碑为伪邪？”

　　竹坡老人发现了传闻诗作的关联性，疑惑其中的矛盾，而无为子直接指出其真伪是非。无为子《西清诗话》卷中云：“蕲州黄梅县峰顶寺，在水中央，环伏万山，人迹所罕到。曾子山阜为令时，因事登其上，见梁间一榜，尘暗粉落，蛛丝蒙罥，几不可读，涤拂之，乃谪仙诗也。‘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传杨文公初时诗者，误矣。”这里结论铿锵，理由未明。

　　不论是竹坡老人，还是无为子，他们在怀疑、按断时，突出的是李、杨诗文的相似性。而在“夜宿山寺”与“登楼”诗之间，不管谁学了谁，他们在承袭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创作成分：前二句既有别，且其主题又不同。正如明人郎瑛所说：“予意太白之诗前二句‘夜宿峰顶寺，手可扪星辰’已与杨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见载。及考杨之言行录，亦无。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为一人者也。”郎氏不仅强调了二诗的差异性，似乎也看出了其间传播者参与创作的痕迹。

文题错搭

　　尽管北宋时人们已经注意到所谓李、杨二诗的相关性，但其后依然分别被称引。他们或传闻伴诗，或独立引诗，“夜宿山寺”与“登楼”二作文、题从未错位。那么，是谁促成了“李白《夜宿山寺》”呢？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五言卷二四收录有“李白《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这是至今发现最早将世传“上楼诗”和“夜宿山寺诗”作者及诗文皆调换的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编成于绍熙年间（1190—1191），原作蒙学读物。这里洪氏显然是受到了《竹坡老人诗话》的影响。之前，李白夜宿山寺诗，传闻中一直没有题目，人们常用首句拟题，而《竹坡老人诗话》云“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与洪迈录“李白《夜宿山寺》”一致。同时，他处所载诗歌末句均为“恐惊天上人”，唯《竹坡老人诗话》称“怕惊天上人”。不过，洪氏没能真正理解竹坡老人原意。《竹坡老人诗话》中提到了李白《夜宿山寺》，但并没具录诗文，而且其《次韵林察院贺章正言得子》自注曰：“唐人载：李白襁褓中，其家携之上楼，问颇能作诗否，即应声作绝句一首，所谓‘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者’是也。”这里只引了李诗的末两句，所伴传闻仍属“登楼”，其并没有混淆“上楼”和“夜宿山寺”诗题。而洪迈在将李、杨二诗作者错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题、文错搭，构成了李白《夜宿山寺》定型的蓝本。

定型成因

　　“李白《夜宿山寺》”传承脉络大体是清晰的，而且不同的版本都写出了人们登高的普遍心理感受，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为何大家更愿意接受今天的定型版本呢？

　　从诗歌本身看，传本与今本最大的区别在题目及一二句。传本首句“夜宿乌牙寺”或“夜宿峰顶寺”，虽然开篇点题，交代时间、地点，但过于直白，与诗歌含蓄美追求不太相符，同时与下文“星辰”在表示时间上重复。今本首句“危楼高百尺”，跳出题目，突兀中起笔，生出高原上登峰的效果。二句“举手扪星辰”或“抬手扪星辰”，均不若“手可摘星辰”具有意义包容性。“举手”“抬手”不足以形容人与天齐的高耸之状，相对“手可”来说，至少还差一“抬”一“举”之距。“扪”即握住、摸到，“摘”是取下、拿到，两相比较，后者更显力度和气势。末句异文“怕”与“恐”，都有担心之意，但“恐”兼有估摸、揣度之意。结合声律平仄、语义轻重，选择“恐”字更有抑扬顿挫之美。取“夜宿山寺”为题，用原“登楼”诗文，不但毫无违和感，而且诗旨更具“普遍性”，诗歌意境更上一层。

　　从作者归属看，传闻所涉诗人诗风或清新平易，或雕饰典丽，或豪放飘逸，皆有相近之处，但就其极度夸张的想象、简洁明快的语言来说，该诗更贴近李白。而且较之“夜宿山寺”，“登楼”之说更加离奇，难以让人相信。

　　总之，“李白《夜宿山寺》”源自传闻，间有传播者创作的成分，经过南宋洪迈的“美丽”错搭，加上选家的取舍，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定本。

　　（作者：韩震军，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