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庐陵首践问题

  明中叶王阳明因创设“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思想的“阳明心学”为当时学人所知，一跃成为与“程朱之学”并列的“陆王之学”。正德元年，王阳明因得罪当朝权阉刘瑾，于当年十二月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直至正德三年一月他才启程赴贵州，并于当年三月上旬抵达龙场驿。居黔数载，他一面在龙场驿及贵阳传授儒学，一面参悟朱熹“格物致知”的治学理路。所谓“龙场顿悟”即王阳明悟得朱熹“格物致知”之旨，提出“心即理”命题，并指陈“知行合一”的实践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人们对“龙场顿悟”后阳明心学首次实践相关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探讨。通过考察，笔者以为，王阳明“龙场顿悟”后的首次实践当在江西庐陵（今吉安）；在此地，他以自己所顿悟的理念与儒家“五经”相验证，首次将心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于此，我们专门论述，以见“阳明心学”的发展真相。

  庐陵的“卧治七月”标志着王阳明从政务、教育两个层面同时首启“心学”实践。明正德四年闰九月，朝廷擢升王阳明任江西吉安府庐陵知县。正德五年三月中旬，王阳明始带着他新体悟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心学理念来到此地。其弟子钱德洪曾指出，阳明先生“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大抵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荡僻”（《阳明先生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附录一，明隆庆本）。他先是让民众感知庐陵县令王阳明的良知，取得百姓信任，与百姓零距离接触，融为一体；然后通过宣教及实际行动让百姓内省，提升道德认知并进行道德践履。由此，王阳明不仅仅限于对“致良知”精义的思考，于治国理政还强调“亲民”“明德”，以贯彻其“心即理”“知行合一”心学旨趣。

  在政务层面，阳明心学庐陵首践的体现之一是“亲民”。其弟子赵孟立为湖广辰州判官，曾向阳明问行政之道。王阳明认为，“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惟夫明其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书赵孟立卷》，《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八续编三）此外，在给其他弟子传授为政之道时，阳明亦常常提及“亲民”的行政举措。王阳明在《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庐陵县公移》等十六条施政告谕公文中也屡屡表现出作为一任知县的诚意。其目的是，让民众可以感知阳明自己的良知：全心爱民、竭力护民；只要于民有益，哪怕舍弃前途乃至身家性命亦在所不惜。王阳明刚到庐陵任，本县正面临上官催征“葛布税”，县衙一时涌入上千百姓呼天抢地，王阳明答复百姓曰“谕以知县自当为尔等申请上司，悉行蠲免”。（《庐陵县公移》，《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八续编三）当上官责问时，王阳明又毅然坦言：“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庐陵县公移》）最终，在阳明冒着罢官解职风险据理力争之下，庐陵县“葛布税”从此免除，百姓负担为之一轻，并逐渐形成了九项“施政纲领”：一通民情；二断狱讼；三劝教化；四均贫富；五抗瘟疫；六防火灾；七绝横征；八防盗窃；九清驿站。（可参见张明《王阳明在江西庐陵的抗疫措施》，《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因此，王阳明得到庐陵全城百姓的拥戴，成功实现其“亲民”的目标。

  在庐陵“亲民”得以实现的同时，王阳明还实践了“明德”“知行合一”的心学主张。如王阳明双管齐下从“知”和“行”两方面解决了庐陵百姓喜欢打官司这一问题。他一方面晓谕百姓“打官司”的弊病“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八续编三），并劝告百姓不要随随便便打官司，让民众知道打官司费时、费力，消耗财帛、耽误农时；并专门告谕人们，“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孰与和巽自处，以良善称于乡族，为人之所敬爱者乎？”（《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紧接着他启发民众羞恶之心，明辨是非曲直。在道德伦理层面提升百姓的认知，将很多本诉诸公堂的纠纷消解在“道德境界”意念之中。另一方面，王阳明采取一些有效行动以遏抑“打官司”。如恢复古代的“两亭制度”，建“旌善亭”表彰好人、好事，建“申明榜”记录不道德、不法行径，且诸多矛盾在两亭中由当地声望隆著乡贤进行调解，使民众在此种活动中道德认知也得到提高。据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载，阳明“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民胥悔胜气嚣讼，至有涕泣而归者”。另外，王阳明还精简诉讼方式，并形成制度。如要求诉状内容精简、文辞达意，状纸文字不超过两行，每次只状告一事。在阳明的此番努力下，庐陵诉讼案子锐减。

  “抗庐陵瘟疫”也是阳明“明德”“知行合一”的心学实践的真实反映。当时庐陵县大疫，父子亲族不相顾，邻里街坊不相往来，抗疫尤为艰难。面对这种窘境，阳明“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饘粥”（《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他一方面从道德伦理层面入手，启发民众的良知，劝导疫民互相帮扶，敦行孝义，禁止抛弃染病亲人，要亲供汤药、饭食。对那些行孝义之士予以嘉奖，曰“有能兴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告谕庐陵父老子弟》），树立精神信仰，激励民众向善。另一方面，他反躬自省，认为是自己“令之不职，乖爱养之道，上干天和，以至于此”（《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号召民众上下同心，共同扑灭疫情。不仅如此，王阳明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他号召民众用各自方式阻断疫情传播；号召民众出钱、出粮、出力，同心勠力，渡过难关；亲临一线，听取民众意见。并分派药物、济赈救灾。随着疫情结束，民众的孝悌友爱之心进一步提升。王阳明在离任时再次发布告谕，劝导人们修善心，求良知。

  在教育领域，“阳明心学”在庐陵首次实践的过程及效果也值得重视。当时，“姚江王守仁令庐陵，安福邹守益从游青原山，讲良知之学。其后会讲者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泰和欧阳德，于是青原讲会称邹罗聂欧。守仁继抚虔州，良知之宗，吉州尤盛”（《庐陵县志》卷三十九）。此处的“良知之宗”即“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说，要求人们多体悟心之本体的境界。阳明在讲授“心学”之初，众多弟子首次听闻“心学”内容极为惊骇，与阳明展开辩论，甚至遁走他处。然亦有青年人对阳明圣学充满信心，并潜心研习，其中佼佼者当属安福县刘邦采、刘文敏等人。阳明讲学向来以学服人、以理服人，很多出走弟子在参悟“心学”内涵后，重新投身王门，诚心拜服阳明脚下，跟随其修身治学。这就为数十年后“阳明心学”在吉安府的流播打下坚实基础。当代学者侯外庐曾指出：“这些都与王守仁正德五年在吉安府庐陵县的任职有关，可见王学对当时的青年的影响。”王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传播“心学”之事迹，实则也是“心学”走向广大民众内心的一个过程，是涤荡心灵、臻于至善的致良知的过程。

  总而言之，庐陵，不但是王阳明从行政、教育两个维度施展心学思想的首次实践地，更是其一生道德、功业、文章的胜业地。王阳明于正德五年三月踏上庐陵热土虽然不到一年，但影响深远。他“为政不事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教化民众，传播学说。当时庐陵儒士大多为其门生，出现“家孔孟而人阳明”的局面。虽然王阳明因巡抚南赣在江西赣州停留时间最长，但其“平乱封爵”的高光时刻及学说传播最早场所却在庐陵。特别要强调的是，王阳明后来在南赣时，又有大批吉安籍学子前往问学。由此又为庐陵培养出安福邹守益、聂豹、欧阳德、罗洪先等心学后进。

  （作者：赵家晨，系江西师范大学赣鄱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