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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在官方抑或民间，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宋代以来的理学家群体人数甚夥，据《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等学术史著作著录，宋至清代的理学家不下千余人。他们在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极大的创获。
理学诗论是理学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台阁重臣胡广编写《性理大全》70卷，其中第56卷就收录了不少宋代以来理学家的诗论文献；清初李光地奉康熙皇帝之命编《性理精义》12卷，其中卷八“文艺”，亦收录了历史上主要理学家的诗论文献。历代理学家别集中，论诗文献非常之多。理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等观念对宋以后中国诗学走向以及中华审美观念的重塑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概括起来说，理学家的诗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重视“文以载道”，将诗作为透悟本体或道德教化的载体。“文以载道”的说法最早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大师周敦颐。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通书·文辞》）他将“文”比喻为装饰华美的车，而这个车的用途在于“载道”，如果没有“道”，这个车也就成为毫无用处的“虚车”。周敦颐进一步发挥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通书·文辞》）道德属于内容，文辞是表达内容的手段。语言表现很完美，人们则乐意读，读后受感动，跻入圣域，这就达成了教化的效果。其实“以文明道”是历代儒家的通识，汉唐人即有此观念；但对什么是“道”，理学家的理解大不同于前人。汉唐人的“道”，一般指儒家的伦理教化之道；而理学家的“道”，则常常指向宇宙的大本大原，亦即最高本体，这却是宋人的发明。在周敦颐那里，这个“道”与“太极”同义，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最高本体很难言说，用逻辑思维解决不了问题，理学家就试图把这个“道”形象化、诗化，于是诗便成了理学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北宋理学家邵雍自言：“尧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虽则借言通要妙，又须从物见几微。”“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渐老时。每用风骚观物体，却因言语漏天机。”（《邵雍集·首尾吟》）在邵雍那里，诗不过是“通要妙”“见几微”“观物体”“漏天机”的一种工具，换言之就是洞察宇宙大道的一种手段。又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那首著名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此诗若作为一般的春游诗理解固然未尝不可，但须知在朱熹的时代，泗水一带（暗指孔子、孟子家乡所在地）早已被金人占领，朱子亦从未去过泗水，由是可知，此诗另有深意。结合朱子的哲学思想，此诗其实是说，他对孔、孟的解读堪称别开生面：一旦识得“天理”（以“东风”喻之），便知人间万象（包括自然界以及人伦道德）皆是天理（道）的显化。此即朱子所谓的“理一分殊”。再如明代理学家庄昶的“相看道眼休轻乱，白白红红总是春”（《红梅》）；陈献章的“静处春生动处春，一家春化万家春”（《和答王俭宪乐用》）等，都是以诗情写本体之思。又如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诗：“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均天满太清。”（《月夜》二首其一）此诗表面看是写中秋之月，其实是以中秋月喻指最高本体“良知”。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万物的本体，亦是心灵的本体。人丧失了良知，就如同乌云遮住了明月。乌云散去，月亮会重现。同样的道理，倘若人欲消除，良知也就复位了。阳明志在向天下人宣传其良知之学，人人致良知，社会就清平美好。所以，历代理学家以诗作为透悟本体的艺术载体，成为诗学史上的一道另类风景。
将诗作为道德教化的载体，原是历代儒家诗人的通识，只不过很多理学家登峰造极，认为诗除了透悟本体和宣说道德之外，别无其他价值。周敦颐说：“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通书·文辞》）缺少“道”的文，语言再美，亦毫无必要！二程说：“夫子言‘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这是在说《诗经》，其实也是指作诗的一般原则。又如邵雍论诗的作用：“可以辨庶政，可以齐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训子孙，可以尊万乘，可以严三军，可以进讽谏，可以扬功勋，可以移风俗，可以厚人伦，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疏亲，可以正夫妇，可以明君臣，可以赞天地，可以感鬼神。”（《邵雍集·诗史吟》）这段话是对《毛诗大序》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将诗的社会作用、教育作用可谓是说尽了。
其二，理学家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对于无关“载道”的诗，普遍地予以排斥和鄙薄。理学开山师周敦颐算是开了个头，将不载“道”之文，斥之为“虚车”。二程认为，学道乃是人生第一要务，学诗纯属浪费时间，耽误学道。当有人问“诗可学否？”二程回答说：“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在他们兄弟看来，费尽一生的心血，用在一句五言诗上，甚是无谓，不如在自己身心上用功，方为有益。二程又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河南程氏遗书》）二程其实也作过不少的诗，有些成就还不错，他们对于作诗也并非一概排斥；但他们认为，作诗是第二义，第一义永远是学道。一些与道无关的诗，哪怕是历史上脍炙人口的诗句，在他们看来也是可有可无的“闲言语”。朱熹于诗用功极深，诗学素养很高，可算是南宋第一流的诗人。但他对于诗，也始终认为是第二义。他说：“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朱子语类·论文》）陷溺于诗而不去学道，朱子认为甚是不值；但诗人“真味发溢”时，所吟的诗乃天理之显化，这样的诗便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诗。只有在这层意义上，朱子才肯定诗的价值。王阳明是明代诗坛大家，但他对于一般的文人诗，亦取鄙薄的态度。如他评价唐代大诗人李白：“李太白，狂士也。其谪夜郎，放情诗酒，不戚戚于困穷。概其性本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无入而不自得也。”（《王阳明全集·书李白骑鲸》）王阳明认为，李白虽为著名诗人，但终非有道之士。概言之，在理学家那里，与学道相比，学诗究属第二义。学道之后，不妨作些诗，但亦不可陷溺。
其三，理学家作诗，多主张直抒胸臆，求自然之趣，反对雕章镂句、刻意求工。由于他们不追求形式美，每每脱口而出，率意成诗，不避俚俗，后世称此类诗为“击壤体”。这种诗体的得名来源于理学家邵雍的诗集《击壤集》。所谓“击壤”本是一种投掷游戏，即用手中的土块投掷远物，以击中为胜。邵雍为自己的诗集取名“击壤”，本身就有以诗为戏的意味。他有组诗《首尾吟》，长达134首，每一首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同一句“尧夫非是爱吟诗”。既然标榜不爱吟诗，却写了这么多，实在有些幽默滑稽。既然以诗为戏，邵雍写诗也就不同于传统的诗人，把诗写得那么辛苦、郑重，而是率意成章，不格不律，极自由，极放松。如邵雍有一首《生男吟》：“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此类诗如说白话，几近打油。后世理学家作诗，多走邵雍一路，形成一种风格流派，谓之“击壤体”。
其实“击壤体”风格的形成由来有自。从周敦颐始，即主张道本艺末，至二程兄弟，将文章家追求诗文的形式美，斥之为“俳优”。二程说：“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河南程氏遗书》）以文章之美取悦于人，在二程看来是很无谓的。邵雍《击壤集》有3000多首诗，数量上超过唐代的李白、杜甫诗歌之和，不可谓不多。正是因为邵雍少了“艺”的束缚，只以内容为主，于是横写竖写无不成诗，别说三千首，就是三万首似乎也不是难事。“击壤体”诗风的形成与理学家重道轻艺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世很多理学家要么只谈身心性命而不屑于写诗，要么写诗就是以诗为戏，将诗写成“击壤体”。到了南宋，随着理学在社会上大为流行，作理学诗成了一种风气。南宋刘克庄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刘克庄集·跋恕斋诗存稿》）元代袁桷说：“至理学兴而诗始废，大率皆以模写宛曲为非道。夫明于理者，犹足以发先王之底蕴。其不明理，则错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而诿曰吾唯理是言，诗实病焉。”（《袁桷集·乐侍郎涛集序》）由是可知，理学诗曾颇遭诟病，被认为是诗外别传，与传统文人诗是大异其趣的。
今天看来，理学诗的意义至少有二。一是形式上的创新。理学家视诗为余事，作诗“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邵雍《击壤集自序》）。这种放松自由的心态，使他们写出很多不像诗的诗，这对于汉唐以来的传统诗格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和突破。他们很多诗，接近口语，不格不律，甚至不讲韵脚，与传统的古、近体诗大异其趣，很有现代自由诗的味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理学诗可谓是近现代新诗的前驱，具有诗歌革新的意义。二是内容上的意义。理学诗有不少是写悟道的，让人悟入宇宙本体，无论是“天理”“太极”“道”还是“心”“良知”，这些都是最高宇宙本体，本体难言，借形象去像喻，每每让读者有出神超越之思，境界格外阔大。理学诗的哲学高度亦为文人诗所不及，其身心性命之思自有独特的生命启发魅力。
当然理学家的诗并非全是“击壤体”。自朱熹开始，即做过将理学诗与文人诗整合为一体的努力。郭绍虞先生指出：“朱子论诗不惟集道学之大成，而且兼有诗人的见地。”（《中国文学批评史·朱熹》）从理学的立场，朱子倡导真味发溢的言志诗；从诗人的见地，朱子推崇俊健和平淡两种诗格，所以他的诗学思想能兼有道学家与诗人之长。明代理学家薛瑄、陈献章在诗学思想上都做过合理学与风雅为一体的努力。如薛瑄说：“少陵诗曰：‘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从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气象。”（《薛文清集·诗评》）所谓“孔颜乐处”的自在从容，“物各付物”的不累心功夫，在薛瑄看来，均是可以用形象鲜明的诗句去表述的，诗的最高境界，既是理学又是诗。心学家陈献章诗云：“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白沙集·随笔》）文人诗与理学诗本分为两途，宋以后二派常互相丑诋，陈献章欲合二妙为一，作出了调和的努力。理学家推崇平淡冲和的诗风，以不动情、少冲动为修养功夫，诗如其人，自然归于淡泊。至明清之际，黄宗羲、方以智等人，对理学的本体、功夫作出新的解释，重新为人的“七情”正名，肯定诗歌发抒激越的情感，这又形成了理学诗的新变。总之，宋明理学家的诗学思想及价值很是复杂，以上线索梳理可见一斑。
（作者：武道房，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