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论沿革地理

  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建立起来之前，研究相关问题的学科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早有发展，被称为“沿革地理学”，关注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迁。沿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不断发展、丰富，两宋以来的理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溯古通今：沿革地理的发展脉络与治学转向

  东汉初年，班固成《汉书·地理志》，第一次将“地理”这一名词应用于志书，在记述汉代的郡县设置时，追溯其原委至秦，奠定了正史中地理志由今溯古的历史地理学传统，被视为沿革地理学的开端。在正史中的地理志之外，尚有许多私人撰述的地理著作也属于沿革地理学的范畴，如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等。至宋时，沿革地理学已经蔚然大观，成了史部的一个重要门类。沿革地理考证之学更是在清代乾嘉时期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胡渭、戴震、全祖望等沿革地理学大家。由宋至清，理学家既承担了沿革地理学学术脉络承接的重任，也起到了引领学术新风向的作用。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带动了各类学问的发展和推进，为经书传注的治学方法也深刻影响着其他学问的学术路径，沿革地理学的发展也不例外。从治学方法上来讲，传、注地理著作的考证工作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构成了沿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取得了诸如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南宋王应麟所著《通鉴地理通释》等重要的成果，也形成了以文献考证治沿革地理学的学术传统。另外，沿革地理学作为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合，其对现实的资治意义不容小觑，在唐宋之际经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发展、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转变的影响之下，沿革地理学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对地名、建置、水道等沿革变迁的考证，而是更加紧密地将历史与地理结合在一起，发挥其对军事、经济、交通、水利、政治等现实问题的借鉴作用。在这两次沿革地理学术风向的转变过程中，标志性的人物莫过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和明清之际的二顾。

格物致知：沿革地理考证之学的新风向

  两宋以来，理学兴起，诸儒的学术旨趣也逐渐从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过渡，经学研究逐渐突破汉唐旧说，学术发展也融入了强烈的经世思想。在这一学术形势转变的背景之下，朱熹以对《禹贡》所载山川地理的聚讼问题为契机，将格物致知的思想引入到沿革地理的考证之中，为沿革地理的考证之学提供了新的方向。淳熙初年，程大昌上《禹贡论》一文，时人皆以为精博，朱熹通过藏书家尤袤辗转获得此文，根据自己在南康（今江西境内）时对当地山川走势的实地考察结果，对程大昌认为《禹贡》经文中“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两句“自相违异”提出了商榷。朱熹通过对东陵、敷浅原、九江的地势走向进行考查，指出此处应从晁氏“东陵”实为“洞庭巴陵”之误一说，即从岷山导江后长江水有一支经九江最终汇入洞庭湖。而“敷浅原”则位于衡山东北，故“自岷山东南至衡山，又自衡山东北而至此，则九江之原出于此三山之北者，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答程泰之》）。则《禹贡》经文中存在的问题并非如程大昌所认为的自相矛盾，而是“东陵”为“巴陵”之误。朱熹认为如果程大昌能够对这一地区的山川地势进行实地考察，自然能够将经文与地理情形相结合，考证经典，阐明经义。在朱熹看来，注疏《禹贡》山川的要点在于考订其古今变迁情况，而这一点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是无法实现的，势必要结合对现有地形的实地考察，方不至于沦落到颜师古所谓“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汉书·地理志注》）的境地。

  虽然朱熹对《禹贡》的研究在其理学思想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但注重实地考察却是朱熹“格物致知”思想在实践中的一种具体表现。朱熹对《禹贡》的研究还跳出了传统文献考证的桎梏，看到了时移世易、山川变迁，提出“《禹贡》地理，不须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如今地理”（《朱子语类》），强调了地理知识的当世价值。检视朱熹的著作，可以发现不少通过实地考察考订经典文献中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的文字，这些内容并非全然无误，在沿革地理考证之学的实际贡献也并不突出，但朱熹将重视实地勘察的精神和方法引入到沿革地理学的考证之中，引领了沿革地理考证之学的新风向，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明清之际沿革地理学兴盛的学术渊源。

经世致用：顾炎武、顾祖禹的沿革地理学实践

  在明清之际王朝交替、社会激变和学术转型的背景之下，学者不约而同地强调崇实黜虚，倡导经世致用。沿革地理作为打通历史与现实、人文与自然的桥梁，在明清之际学术思潮转变的背景之下具有不可替代的实际价值，也成了学者施展学术抱负、扭转空疏学风的重要舞台。顾炎武和顾祖禹作为这一时期学术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以深厚的学识和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关怀，将沿革地理的考证之学推向了新的高度。

  目睹了晚明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积弊，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序》），投身于经世致用的实学研究之中。顾炎武一方面历览二十一史、志书和各类官私文献，另一方面往来南北进行实地考察，“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亭林集》），历时23年，最终成“一舆地之记，一利病之书”，即《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专门论述地理形势和山川要塞，《天下郡国利病书》则关注地方发展的利弊得失，举凡农田水利、漕运交通、兵防徭役等皆有论及，涉及国计民生及地理沿革等多个方面。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并未局限于对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要素变迁的梳理，而是试图从中找到明王朝衰落的根本原因，以期能够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亭林集》）。

  无独有偶，同时代的顾祖禹也发出了倡导实学的呼声，耗时三十余年撰写《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记述历代疆域形势及地理沿革。受到其父顾柔谦关注史地之学的影响，顾祖禹的经世致用思想十分强调舆地之学的价值，他痛心于明朝统治者没有发挥山川要塞在军事上的作用而导致边患不断乃至亡国，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详述了山川形势、城镇关隘及明朝的边防情形，特别是对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尤为关注，体现出顾祖禹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受限于家境的困窘，顾祖禹未能实现对全国的远游考察，于是他抓住有限的机会，“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读史方舆纪要·序》），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翔实的考证完成了《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关注民生利害，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军事色彩浓厚，两部著作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力图从史地结合的研究中开出现实的治世良方，使得沿革地理学不再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成为探索救国救民、革除社会积弊的重要手段。在明末清初这一社会动荡、时局艰难、矛盾丛生的特殊时期，历史经验与地理知识的结合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于资治方面大有裨益。二顾的沿革地理学实践，不仅是重视格物致知的实证之学，更是强调实践的经世致用之学，充分发挥了史地之学对于经邦济世、稳固边疆的重要作用，真正实现了顾炎武“明道”“救世”的治学目的，极大地促进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为后世历史地理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作者：彭诗画，系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讲师、贵州大学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