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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学术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文献载体和连续呈现，具有鲜明独特的中国古典学术特质。以务实解剖和深入研究，从修志传统和志书内部实证化地观察分析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具象场景、机制和路径，可以借此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特征和形态，从思想、理论和方法等角度，提炼有益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资源。
中华文明孕育特色鲜明的方志传统
方志传统植根于古代中国农耕社会，具有与农耕文明高度契合的内部结构和基本特质。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志书相对封闭的地域性和超稳定的框架结构，崇尚礼制教化的社会治理方式与志书的官修制度，稳固的历史观念、文化形态与志书不断续修的连续性，乡土情谊与修志所需的情感动力，乡绅阶层的稳定坚守与经济资助，大姓宗族生活经由志书转换为公共历史的内在逻辑等，都内生于文化传统。
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记述一地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既与一姓之谱、一国之史构成古代中国的主要历史记载系统，又超越于家谱仅记家族活动之局限，充实了国史疏于地方实情之不足。纵贯从省至县以至乡镇村的方志编纂体制和数量众多的各级志书，以一地行政区划、地理形胜、风土人情等为筑基之本，作纵横交错的梳理记录。修志者秉持“存史、资治、教化”的编纂宗旨、“述而不论”“生不列传”等编纂思想、“横排纵写，门类齐全”等编纂方法，既以独立之作全面反映记述范围内的地情，又以组织架构井然有序、内部关联密切相承、记述内容系统完整的多级成果，建构了行政层级分明又上下贯通、区域边界清晰又平行互动的文本形态，形成特色鲜明的文献系统。
文献之外，更深层次的特色，在于其功能。关于方志功能，方志学强调“存史、资治、教化”的政府诉求，历史学则重视其史料价值。而若深入探讨，则可见其形塑和维系中华文明的功能。所谓形塑，特指文化传统的即时性建构与志书载述。“形”者为形成，强调社会创造、文明积累的自然过程，以客观累积为主要方式，体现在修志之中，即是对客观史料的全面收集；“塑”者为塑造，强调人为采用、编组的整合过程，以主观选择为主要方式，体现于志书的修纂主体、编纂思想、编纂行为、集体意识之中。所谓维系，包括保育和传续两个方面，特指文化传统的历时性过程与志书表达。前者强调基因、结构、特征等内部要素的融汇稳固，后者强调文化传统革故鼎新的动态延续。体现在方志中，与其代有修纂、文本累积、民众情感和文化认同等相关。
本土根脉、宗旨理念、文本形态、文献系统和内在功能，汇聚集成为中国特色浓郁鲜明的方志学术传统。
地方志具有形塑中华文明的基础性作用
地方志具有地方性、全面性、连续性、官方性四大特征。地方性以特定地域为记述范围多层级据地而书涵盖全域，全面性以门类设置和内容记述充实内部结构，官方性以资治教化等政治诉求为编纂宗旨并基于国家意志引导整合地方文化，连续性产生相沿不辍的修志行为和志书文本序列。特定空间区域、多元内涵要素、核心价值理念和时间接续绵延四者有机结合，赋予方志在特定地域内长时段伴随、观察、记录和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通达路径，在建构文化传统上多有建树。
地方志门类设置的完整性，集聚了一地事物，形塑和维系了地方知识体系；资料征集的广泛性，合成了一地文献，形塑和维系了地方文脉传承；内容记述的丰富性，汇聚了一地社会活动，形塑和维系了地方生产生活秩序和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编纂行为的连续性，连缀了一地历史传统，形塑和维系了地方文化认同；编纂目的和作用的功利性，造就一地精神依循，形塑和维系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一统志，既是国家政治理念、治理方式、教化旨意对地方的传达、灌输和引导，更是朝廷掌控各地地情、沟通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地方文化交流和整合的文治之法。从构筑基础性的地方知识体系、强化面向大众的地方文化认同、凝聚精英导向的地方文化共同体、完成国家视野下的地方文化整合、为中华文化输送新鲜成分和养料等方面，对中华文明起到基础性的形塑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地方志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取径
方志学术传统内涵丰富、形态完整、特色鲜明，是具有主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的本土知识体系，是当下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资取用的历史资源，试分析如下。
知识结构的形塑机制。方志按照事以类分的原则、以“横分纵述”的编纂方式，对纷繁现象作出分析梳理，组合为以类相从、结构完整的知识序列和整体结构。如明万历《钱塘县志》以纪疆、纪胜、纪制、纪都、纪官、纪士、纪献、纪事、纪文、外纪分类条列，“彬彬乎博收约取，自相错综，明纂述之事”。各纪排列则以传统社会固有观念为依循。方志中的地方知识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志书重修、续修中的史料增删、校订，程度不一地呈现出微妙而深刻的历史印迹，形成“层累地造成”知识结构的过程和结果，堪称知识体系日新月异的源头活水。
文化生产的动力机制。在修志活动中，朝廷基于巩固皇家权力、强化地方控制、实行礼治教化等旨意的实务操作，体现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国家意志，是志书编纂起始与终极的目的所在；地方政府因其守土之责、因循传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方志在掌握地情、征收赋税、兴利除弊等方面的实用价值而产生主修动力；地方乡绅、宗族世家出于桑梓之情、个人声望、家族利益等缘由而保有持续充沛的修志热情。此三者综合交错，形成修志推力。由此可窥，志书文本的产生，深刻受制于朝廷国家意志、地方政府实务考量和本地乡绅宗族的文化话语权力，织成利益网络。三方利益主体于此中缠结互动、博弈角力、分化整合，形成方志文化生产的动力机制。
价值整合的认同机制。作为官方主导的修志活动，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条件保障，赋予志书思想内涵和政治能量，决定了它必然是古代中国社会礼法制度、道德伦理、社会教化等主流知识体系的承载者、传布者和践行者。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有机整合，获取凝聚正统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这种整合不但贯穿于省市府县各级地方志书之中，尤其以国家层面的一统志修纂表现得最为集中，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社会应用的传导机制。相沿连绵的修志传统，保育和深固了地方历史之脉、乡土桑梓之谊、家国故园之情、乡里认同之心，是古代中国应用知识体系涵育教化社会的重要资源和途径。明代聂心汤在万历《钱塘县志》自序中言：“维风莫大于敦俗，敦俗莫先于著教，比事连类，托物寓警，俾阅是编者，察吏治所以良窳，财赋所以盈缩，人才所以虚实，户口所以登耗，风气所以淳侈，于以早见力挽，酌弛张而分轻重，此可以宣风教。”清晰表明以知识的应用和传导达到柔性教化社会风气的意图。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其文化本源、历史逻辑和学理基础而言，须得深入悠久绵长的古代学术传统，坚守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我国作为独立、完整、成熟的文明主体的根柢处起步，于中华文明创生与传承的历程中回溯探寻，以专业态度分析提炼其中具有自主价值的元素和特质，为当代学术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历史依托和学理支撑。
（作者：陈野，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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