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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 星期六

    古籍今译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尹波 郭齐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 11版)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古籍今译是一项饱受争议而又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广泛作用,不容忽视的工作。近百年来,成果丰硕,取得了很大成绩,已成为普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的重要手段。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严肃对待,认真研究,推进其高质量地发展。过去的古籍今译实际工作做得很多,讨论得也不少。但总体上讲,不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还停留在随感而发,泛泛而论,浅尝辄止,缺乏深入的学术反思,以致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系统的讨论。

      古籍今译的理论探讨。这涉及一系列重要命题,几乎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缺乏理论指导,不利于克服盲目性,统一认识。例如,古籍今译本质和性质的探讨,将回答古籍今译何以可能,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可能的问题。对原作文本的透彻理解(包括字、词、句、段、篇、章的理解,起承转合的理解,语气的理解,言外之意的琢磨,感情色彩的把握,韵律审美的体认等)是古籍今译的基石。关于这方面,古今中外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例如,以经解为中心的中国古代解释学,提供了“汉学”和“宋学”两个面向的解读进路,理应参考。“诗无达诂”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先贤们是在何种意义和语境下提出这一论断,诗是否真的无法达诂,为什么无法达诂,解读者尽其可能,可进至何等程度之诂,均值得重新清理和予以回答。古籍今译本质上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表达,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它属于诠释学的一种具体行为。西方诠释学体系宏大,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涉及哲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有广义的诠释学、狭义的诠释学,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古典诠释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鲍尔特曼、贝蒂为代表的现代诠释学,有分析诠释学、人文主义诠释学等流派,有一般诠释学和局部诠释学等分支。站在人类智慧的高度,借鉴西方诠释学,对于深刻理解古籍今译的本质和机制无疑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古籍今译是信息的转达,现代信息论的借鉴也必不可少。古籍今译是古往今来千百种语言翻译活动之一种,翻译学的一般理论对它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如,古籍今译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也就是它的社会功能问题,以往谈得很多,也谈得很对,但无非是从实用性出发,缺乏理论上的深入论证。古籍今译是古籍整理的内容之一,总体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但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仍具有重要作用。从宏观上讲,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政治上层建筑,使其对经济基础产生强烈的反作用,从而调节或改变人的现实生存条件,间接地参与着对经济基础的巩固或变革;从细节上看,它以其认识功能影响人的意识,进而影响人的行为,达到影响社会生活的目的。杜甫《春雨》诗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朱熹《春日》诗说:“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籍今译就是这样浸润心田,陶冶情操的。这类工作虽然不可能像衣食住行那样来得直接、切身、性命攸关,不具有强制性,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国计民生活动并驾齐驱,但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讲,社会是受益于它的。这就是古籍今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

      以上两个问题,前者谈的是古籍今译的可能性,后者谈的是古籍今译的必要性,都是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理应得到足够重视。其他如古籍今译的起源和发展之梳理和总结,现状之基本评估,未来走向之预测和战略布局等重要理论问题,无疑都需要专题研究解决。

      古籍今译方式方法的探索。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古文今译的“信、达、雅”标准,至今为人们所遵从。而通过何种方式做到“信、达、雅”,历来存在争议。比如直译和意译,鲁迅是主张“硬译”的代表,招来了众多的诟病,纯粹的直译已为学界所不取。但另一些完全不顾及原文,“六经注我”,天马行空,滥加发挥的今译同样也是不可取的。能直译者不妨直译,不能直译者须用意译,兼及二者,方为妥当。其他还有全译与选译的问题,是否文、白对照的问题,是否注释和串讲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今译的原则既然是“取精”,就无须“用宏”,一般情况下应采取选译,慎用全译。译文忠实于原文是第一原则,因此文、白对照必不可少。今译中原作信息的丢失是肯定的,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注释主要体现“汉学”方式,串讲主要体现“宋学”方式,各有所长,相得益彰。译文之外保留二者,可以适应各种文化程度的读者,从多渠道体味原作意蕴,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真实。因此,应提倡注、译、解三者并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多媒体的介入,为古籍今译的外化提供了新的途径,甚至促成了古籍今译概念的延伸。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典籍里的中国”,对古籍的活化、诠释做了积极探索。故宫博物院利用丰富藏品,进行了现代方式的文创释义,意义重大。更多不同方式的今译作品正在日益涌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总之,古籍今译是一项看似基础实则极难,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方能胜任的工作。

      (作者:尹波 郭齐,均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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