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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 星期六

    为什么要古籍今译

    ——兼论其百年以来的成就

    作者:马世年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 11版)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古籍需不需要今译?或者说,为什么要古籍今译?这实质上关涉到古籍今译的基本性质和根本目的,也是从事古籍整理的工作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不仅在社会大众层面有疑问,就是专业内部,相关的疑虑也一直存在。

      严格地说,古籍今译乃是从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有人追溯其历史,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尧典》等上古文献的改写,看作当时的古籍翻译。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在言文分离的时代,对前代典籍的字词改写与替换,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今译”并不相同。真正的古籍今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郭沫若1924年便著有《古书今译的问题》专文,他说:“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于此今译一法实足以济诸法之穷,而使有用古书永传不朽。”“古代书籍的普及自不得不待今译一途,这是自然的趋势。”(《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这是极有远见的。此后,古籍今译逐渐兴起,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譬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与《孟子译注》,就是20世纪以来古籍普及的经典之作。

      古籍今译的大规模展开则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1年,陈云在关于古籍整理的讲话中指出:“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1985年,周林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为什么要搞今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古为今用、传之久远。这是一桩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大事。”(《周林传统文化论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古为今用、传之久远”也是整个古籍整理的根本目的。

      随后,一大批古籍今译的成果先后面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出版较早、影响较著者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两辑100种、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50余种、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136册(后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今译读本”40余种等。这些大型丛书有规划、有体系,作者队伍也较为齐整,颇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很大。近年来,一些专业古籍出版社也推出了学术含量很高的今译丛书,如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40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128种近2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60余种,体例完备,选目精审,译注专业,更加注重前沿性与普及性,并为学界与社会所重视。

      与此相应,围绕古籍今译,学术界做了很多深入的讨论。1986年,章培恒、安平秋等先生在“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上指出,古籍今译的意义是“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见杨忠《高校古籍整理十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季羡林说,古书今译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漫谈古书今译》,《群言》1992年2期)。杨忠说,古籍今译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必要措施之一,可以使广大民众了解古籍和传统文化,“得到中华文明精髓的熏陶”(《古籍今译四议》,《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1期)。敏泽说:“提倡古籍今译无疑是一个普及传统文化、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并且是泽及子孙后代的事。”(《关于古籍今译问题》,《人民日报》1995年1月24日)。研究者并将其上升为专门之学,比如黄永年、许逸民都从“古籍整理学”的高度看待今译工作,陈蒲清更是提出了“文言今译学”的概念(《文言今译学》,岳麓书社1999年),这些对推动今译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很有意义。也有一些学者对古籍今译表示了不同意见,如刘梦溪就主张“古籍今译不宜大力提倡”(《古籍今译之我见》,《明报月刊》1992年2月22日)。季羡林说,古籍今译必须要有限度,“不能一哄而上,动辄今译”,否则就像是鸠摩罗什所说“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漫谈古书今译》,《群言》1992年2期)。张政烺也说“古籍今译的局限和缺点是不应讳言的”,因而要“慎重从事”(《关于古籍今注今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4期)。

      正是这些基本的认识甚至是论争,使得30多年来的今译工作始终有着理论的指导与理性的思考。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古籍今译,无疑更是迫切而必要的。

      古籍今译“为什么”的问题,须从其性质来理解。我觉得有四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今译是赓续中华文脉的有效途径。

      从根本上说,古籍今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不同于其他文物的主要方面,就在于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依靠什么才得以长久传承、生生不息呢?毫无疑问就是大量的古籍文献。今译作为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既是“存亡继绝的工作”,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桥梁”(《高校古籍整理十年》)。今译的读者群体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非专业的传统文化学习者和爱好者,因而,今译也最具时代特色和大众特性。归根结底,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核心,还在于社会大众对于古籍的熟悉与亲近。而要让广大读者了解古籍、走进古籍、热爱古籍,从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今译无疑是最好的门径。尤其是在深入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今天,今译更是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第二,今译是古籍现代形态的特殊体现。

      从先秦一直到晚清(截至1911年),我国古籍的数量不仅浩如烟海,其形态也多种多样。无论是上古古籍、中古古籍和近古古籍,还是写本古籍、刻本古籍;无论是经典古籍、普通古籍,还是传世古籍、特色古籍,其面貌各不相同。而且,古籍的形态本身也有着多种样相,除了它自身呈现出来的原始形貌,也就是其本然状态之外,还有经过整理之后的现代形态。本然状态当然非常重要,“古籍首先是一种文物”(李开升《古籍之为文物》,中华书局2022年)这是它的文物价值,也是古籍保护所要面对的。但是,对社会大众而言,普通读者所重视的更是其阅读价值,所接触到的还是经过整理之后的古籍,也就是它的现代形态。今译就是古籍现代形态的一种特殊体现。说“特殊”,是因为它已经是经过古今语言转换之后生成的文本形式,因而并不是古籍的原始形态;可是,从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来说,它又是由原始文本衍生而成的,其内容依赖于原始文本而存在,因而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译不是古籍的复制,不能,也不可能替代古籍本身。这也回答了今译当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译文不能独立于古籍而存在,必须要和原文对应起来,否则它是没有意义的。有些所谓的“全译”“白话”系列,只有译文而没有原文,固然有出版需要及编译者水平的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不明白今译这一特殊性质,从而将译文当成了古籍本身。

      第三,今译是古代文化信息的现代阐释。

      古籍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其核心的价值就在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也正是依赖古籍的文化信息而得以传承,特别是那些经典古籍,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文化血脉。随着历史进步与时代发展,古籍所承载的那些文化信息已与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诸如语言、文字、名物、典章、制度、规范、礼仪、习俗、观念、思想等,都已是“时异世异、事异备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而不能很好地为现代读者所了解和掌握,需要将其作现代的阐释,这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整个古籍整理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今译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来。正如邵宁宁、王晶波所说:“古籍今译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有机转换的一种文字中介而出现于世,并获得认可和发展的。”(《古籍今译与现代文化建构》,《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4期)。概言之,今译就是“古典文本的现代阐释”。进一步说,今译是对古代文化信息的综合阐释,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古籍内容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新“呈现”,它不同于传统的经传注疏,而力求古籍内容完整、准确地再现,同时更要求便于现代读者的理解接受,这也就是程千帆所比喻的“金蝉子转世”与“七仙女下凡”:“佛弟转世,仍是高僧,仙女下凡,依然美妇,虽已今世,不昧前因。”(《关于古籍今译的若干断想》,《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5期,1992年2月)。人们常用严复所说的“信、达、雅”作为古籍今译的标准,其实,这更可看作是对今译“现代阐释”性质的说明:“信”是求真,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古籍文本的古典形态;“达”是求通,强调译文要全面准确反映古籍的文化信息,而不只是文句的晓畅;“雅”是求美,强调译文文辞的文雅优美,这更是说今译文本的现代形态。一句话,今译就是对古代文化信息忠实、完整、准确、优美的再现,也就是古典文本的现代阐释,这也是古籍生命力的当代传承。

      第四,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部分。

      现代的古籍整理,既是对传统小学的全面综合,涵盖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诸多领域,同时,它又是现代学术的必然发展,体现着鲜明的时代需求。古籍整理也自成为一门学问——“古籍整理学”。其内容主要包括标点、校勘、注释、今译、辑佚、影印等多个方面,而今译是其中尤为特别,也非常重要的一种,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刘琳、吴洪泽《古籍整理学》等,都将其列为专章研究。刘乾先指出,古籍今译“是古籍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今译是校勘、标点、注释等“前三道工序的总成,是整个工作的结晶”,在古籍整理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古籍今译势在必行大有可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5期)。杨忠说,今译工作“实际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的全过程”,它“必须解决古籍中的一切难点,无法藏拙取巧、避难趋易。一字不通,便影响对全篇的理解”(《古籍今译四议》)。傅璇琮先生也指出:“古书今译,应该是古籍整理研究的组成部分,它涉及文字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等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正因为如此,今译本身有着很强的学术性,不只是普及,它本身也是提高,是一项难度很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一部好的今译不仅能使普通读者理解了原著,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杨忠《古籍今译四议》)尤其是对专业研究者而言,优秀的今译能够解决古籍文本中的很多疑难问题,从而促进古籍的整理与研究。那些认为今译不过是雕虫小技、可以轻而易举完成,或将其等而下之、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类似看法,不仅是一种偏见,究其实质,更是对今译的隔膜与无知。

      (作者:马世年,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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