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古籍今译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古籍需不需要今译？或者说，为什么要古籍今译？这实质上关涉到古籍今译的基本性质和根本目的，也是从事古籍整理的工作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不仅在社会大众层面有疑问，就是专业内部，相关的疑虑也一直存在。

  严格地说，古籍今译乃是从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有人追溯其历史，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尧典》等上古文献的改写，看作当时的古籍翻译。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在言文分离的时代，对前代典籍的字词改写与替换，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今译”并不相同。真正的古籍今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郭沫若1924年便著有《古书今译的问题》专文，他说：“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于此今译一法实足以济诸法之穷，而使有用古书永传不朽。”“古代书籍的普及自不得不待今译一途，这是自然的趋势。”（《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这是极有远见的。此后，古籍今译逐渐兴起，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譬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与《孟子译注》，就是20世纪以来古籍普及的经典之作。

  古籍今译的大规模展开则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1年，陈云在关于古籍整理的讲话中指出：“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1985年，周林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为什么要搞今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古为今用、传之久远。这是一桩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大事。”（《周林传统文化论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古为今用、传之久远”也是整个古籍整理的根本目的。

  随后，一大批古籍今译的成果先后面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出版较早、影响较著者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两辑100种、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50余种、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136册（后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今译读本”40余种等。这些大型丛书有规划、有体系，作者队伍也较为齐整，颇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很大。近年来，一些专业古籍出版社也推出了学术含量很高的今译丛书，如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40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128种近2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60余种，体例完备，选目精审，译注专业，更加注重前沿性与普及性，并为学界与社会所重视。

  与此相应，围绕古籍今译，学术界做了很多深入的讨论。1986年，章培恒、安平秋等先生在“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上指出，古籍今译的意义是“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见杨忠《高校古籍整理十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季羡林说，古书今译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漫谈古书今译》，《群言》1992年2期）。杨忠说，古籍今译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必要措施之一，可以使广大民众了解古籍和传统文化，“得到中华文明精髓的熏陶”（《古籍今译四议》，《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1期）。敏泽说：“提倡古籍今译无疑是一个普及传统文化、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并且是泽及子孙后代的事。”（《关于古籍今译问题》，《人民日报》1995年1月24日）。研究者并将其上升为专门之学，比如黄永年、许逸民都从“古籍整理学”的高度看待今译工作，陈蒲清更是提出了“文言今译学”的概念（《文言今译学》，岳麓书社1999年），这些对推动今译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很有意义。也有一些学者对古籍今译表示了不同意见，如刘梦溪就主张“古籍今译不宜大力提倡”（《古籍今译之我见》，《明报月刊》1992年2月22日）。季羡林说，古籍今译必须要有限度，“不能一哄而上，动辄今译”，否则就像是鸠摩罗什所说“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漫谈古书今译》，《群言》1992年2期）。张政烺也说“古籍今译的局限和缺点是不应讳言的”，因而要“慎重从事”（《关于古籍今注今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4期）。

  正是这些基本的认识甚至是论争，使得30多年来的今译工作始终有着理论的指导与理性的思考。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古籍今译，无疑更是迫切而必要的。

  古籍今译“为什么”的问题，须从其性质来理解。我觉得有四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今译是赓续中华文脉的有效途径。

  从根本上说，古籍今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不同于其他文物的主要方面，就在于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依靠什么才得以长久传承、生生不息呢？毫无疑问就是大量的古籍文献。今译作为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既是“存亡继绝的工作”，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桥梁”（《高校古籍整理十年》）。今译的读者群体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非专业的传统文化学习者和爱好者，因而，今译也最具时代特色和大众特性。归根结底，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核心，还在于社会大众对于古籍的熟悉与亲近。而要让广大读者了解古籍、走进古籍、热爱古籍，从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今译无疑是最好的门径。尤其是在深入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今天，今译更是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第二，今译是古籍现代形态的特殊体现。

  从先秦一直到晚清（截至1911年），我国古籍的数量不仅浩如烟海，其形态也多种多样。无论是上古古籍、中古古籍和近古古籍，还是写本古籍、刻本古籍；无论是经典古籍、普通古籍，还是传世古籍、特色古籍，其面貌各不相同。而且，古籍的形态本身也有着多种样相，除了它自身呈现出来的原始形貌，也就是其本然状态之外，还有经过整理之后的现代形态。本然状态当然非常重要，“古籍首先是一种文物”（李开升《古籍之为文物》，中华书局2022年）这是它的文物价值，也是古籍保护所要面对的。但是，对社会大众而言，普通读者所重视的更是其阅读价值，所接触到的还是经过整理之后的古籍，也就是它的现代形态。今译就是古籍现代形态的一种特殊体现。说“特殊”，是因为它已经是经过古今语言转换之后生成的文本形式，因而并不是古籍的原始形态；可是，从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来说，它又是由原始文本衍生而成的，其内容依赖于原始文本而存在，因而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译不是古籍的复制，不能，也不可能替代古籍本身。这也回答了今译当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译文不能独立于古籍而存在，必须要和原文对应起来，否则它是没有意义的。有些所谓的“全译”“白话”系列，只有译文而没有原文，固然有出版需要及编译者水平的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不明白今译这一特殊性质，从而将译文当成了古籍本身。

  第三，今译是古代文化信息的现代阐释。

  古籍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其核心的价值就在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也正是依赖古籍的文化信息而得以传承，特别是那些经典古籍，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文化血脉。随着历史进步与时代发展，古籍所承载的那些文化信息已与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诸如语言、文字、名物、典章、制度、规范、礼仪、习俗、观念、思想等，都已是“时异世异、事异备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而不能很好地为现代读者所了解和掌握，需要将其作现代的阐释，这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整个古籍整理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今译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来。正如邵宁宁、王晶波所说：“古籍今译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有机转换的一种文字中介而出现于世，并获得认可和发展的。”（《古籍今译与现代文化建构》，《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4期）。概言之，今译就是“古典文本的现代阐释”。进一步说，今译是对古代文化信息的综合阐释，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古籍内容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新“呈现”，它不同于传统的经传注疏，而力求古籍内容完整、准确地再现，同时更要求便于现代读者的理解接受，这也就是程千帆所比喻的“金蝉子转世”与“七仙女下凡”：“佛弟转世，仍是高僧，仙女下凡，依然美妇，虽已今世，不昧前因。”（《关于古籍今译的若干断想》，《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5期，1992年2月）。人们常用严复所说的“信、达、雅”作为古籍今译的标准，其实，这更可看作是对今译“现代阐释”性质的说明：“信”是求真，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古籍文本的古典形态；“达”是求通，强调译文要全面准确反映古籍的文化信息，而不只是文句的晓畅；“雅”是求美，强调译文文辞的文雅优美，这更是说今译文本的现代形态。一句话，今译就是对古代文化信息忠实、完整、准确、优美的再现，也就是古典文本的现代阐释，这也是古籍生命力的当代传承。

  第四，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部分。

  现代的古籍整理，既是对传统小学的全面综合，涵盖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诸多领域，同时，它又是现代学术的必然发展，体现着鲜明的时代需求。古籍整理也自成为一门学问——“古籍整理学”。其内容主要包括标点、校勘、注释、今译、辑佚、影印等多个方面，而今译是其中尤为特别，也非常重要的一种，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刘琳、吴洪泽《古籍整理学》等，都将其列为专章研究。刘乾先指出，古籍今译“是古籍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今译是校勘、标点、注释等“前三道工序的总成，是整个工作的结晶”，在古籍整理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古籍今译势在必行大有可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5期）。杨忠说，今译工作“实际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的全过程”，它“必须解决古籍中的一切难点，无法藏拙取巧、避难趋易。一字不通，便影响对全篇的理解”（《古籍今译四议》）。傅璇琮先生也指出：“古书今译，应该是古籍整理研究的组成部分，它涉及文字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等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正因为如此，今译本身有着很强的学术性，不只是普及，它本身也是提高，是一项难度很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一部好的今译不仅能使普通读者理解了原著，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杨忠《古籍今译四议》）尤其是对专业研究者而言，优秀的今译能够解决古籍文本中的很多疑难问题，从而促进古籍的整理与研究。那些认为今译不过是雕虫小技、可以轻而易举完成，或将其等而下之、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类似看法，不仅是一种偏见，究其实质，更是对今译的隔膜与无知。

  （作者：马世年，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