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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 星期六

    古籍今译的优劣与问题

    作者:张庆利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 11版)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古籍今译,是指把古籍翻译为现代书面语言,它是贯通古今的桥梁纽带,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形式。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的需要,是古籍今译的目的。传承古代文化,首先要阅读古籍,而古籍多用文言写成,语言成为今人阅读古籍的最大障碍。商周的典籍,春秋已有解读,《左传》《国语》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话语;先秦的典籍,汉代人也有所不解,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需要把《尚书》等史料中的文字翻译成汉代通行的语言;刘勰曾感慨“《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文心雕龙·宗经》),韩愈也声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尚书·尧典》中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句,赞美古帝尧,“允”指对人诚信,“恭”指做事恭谨,“让”指礼让贤能,“光”通“广”,“四表”指四海之外,“上下”指上天下土。其中的“格”字,《尚书》的时代经常使用,但用现在常用义不好理解。《说文解字·木部》说:“格,木长也。”这是“格”的本义;《尔雅·释诂》说:“格,至也。”“至”是其引申义,本句即用此意。但这是较古的引申义,后已不用,“格物致知”中的“格”用的是由此进一步的引申义,探究之意。那么这一句今译意思就是:尧诚信恭谨,又能爱才让贤,德行光照四方,影响及于天地。因此,好的古籍今译可以帮助今人真正地读懂古代典籍,理解古人思想,传承古代优秀文化。

      但是要做到“精译”,并不容易。一是如上所述之语言的差异,汉代哲学家王充早已感慨道“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论衡·自纪》),前者强调其历史的变化,后者强调地域的差异,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有时甚至找一个准确的词语对应都颇为不易。所以古籍今译中这方面的问题最大,译文不准确使今人理解古籍出现了许多偏差。柳宗元《梓人传》中有句话:“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木之工大矣。”其中“然后知其木之工大矣”,有的译为:这才知道他的技术非常精湛;有的译为:此后知道他的技艺有博大精深的功力;有的译为:这才知道这木匠的技艺确实非常高明。这些译文中的“大”字理解错误,因而译文不准。从原文记述可见,“梓人”的长处在于统理、宏观,关注度是整个框架结构,而不在于细微、具体,如文中所记连床腿都不会修。因而本处之“大”,不能以精湛、博大精深、非常高明等为释,应理解为规划之类大的事情。全句应译为:由此我才知道,他技术擅长的是,做大的规划、组织和安排。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一句,有的译为:这都是由于他可以跟天地共同化育万物;有的译为:这都是由于这人有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的能力;有的译为:这都能够与天地的变化相比并。其中的“参”,不是参与、共同之意,而是比肩、比并之意,意思是可以比肩天地化育万物。本文中后面还说道:“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与此意同,正可互证。

      二是文体的差异,古代的文体,虽尽可以“文”概之,从萧统所编《文选》到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均称“文”,但在这一“类”称之下,《文选》尚有38种文体,《古文辞类纂》合并为12种,每一种文体都有着特殊的写作要求,翻译时便不可等同视之。散体之文,相对而言今译较为成熟,可操作性比较强,一一对应的方式也可使文意呈现出来。韵体之诗与词,往往声韵谐和,联想超迈,意象连缀,风格多样,因而即使译文中补充出其字面不见的意义,也难以充分展示出诗词含蕴的意味。余冠英先生曾以不同的风格翻译《诗经》,郭沫若先生尝试以新诗的韵律翻译《楚辞》,陈子展先生曾以本义直译风雅颂,还有很多学者力求以整齐的语言对译诗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诗经》《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甚至推进新诗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于诗词来说,似乎还是缺少了一些韵味。包杰曾出版《唐诗意译新探》一书(学林出版社,2000),对唐诗的翻译做出了大胆的探索,作者对112首唐诗名篇做了注释、翻译、今注质疑、评析的工作,其中的译文采取意译的方式,补充了作诗的场景,展示了诗人的情怀,挖掘了诗歌的意境,对理解原诗具有很好的作用。尽管作者做了很大努力,但试图把唐诗的“意境”以意译的方式一览无余地加以展示,实际上既不可能,也影响了读者对原诗韵味的体悟与享受。亦韵亦散的骈文和辞赋,是中国文学的特有文体,翻译时应该体现出它们的文体特征,译为散体和一韵到底,都是不合适的。另外,骈文和辞赋多用典故,典故的理解尤应注意。苏轼《前赤壁赋》中有“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之句,其中“明月”指的是《诗经》中的《月出》一诗,诗中有三章,起句分别为“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均为咏叹月光之皎洁、明亮;“窈窕”是指《诗经》中的《关雎》一诗,诗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但一般译为“吟诵起《明月》诗里的《窈窕》一章”,混淆了二诗,显然是不对的。

      三是书面语言的要求,古籍今译是对原文的遵循,也是对原文的创造,它要遵循原文的思想与表意,又要以现代汉语的规范将这种思想与表意雅致地传达给今人。古人作文往往言简意赅,言约义丰,而古今语言在文意关系、口吻语气等方面的表达又有所不同,因而遵循原文之意,就要把原文的内容完整呈现出来,把原文的联系明确地建立起来,把原文的语气正确表达出来。苏轼《上梅直讲书》:“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悠哉游哉,可以卒岁’。”有的译为:古书上说:“不怨天,不怪人”,“从容自得,可以度过我的天年”。有的译为:古书说:“不埋怨上天,不指责别人。”悠闲自在,可以度过一年时光。有的译为:《论语》说过:“不埋怨天,也不责备人。”又说:“悠闲啊游乐啊,可以度过余年了。”这几则译文均漏译了“盖”这个词,结果译意有了不同。第一种译文没有完全明了原文,第二种译文忽略了后者的引文,第三种译文误认为后者亦为《论语》之言,均为不当。应译为:古书上说(或《论语》说)“不怨天,不尤人”,大概意思也是“从容自得,可以安享余年”。苏轼《留侯论》:“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不少人译为:这当然是秦始皇不能令他惊恐,而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其实这里漏译了“所”字,使得意义不完整,其“原因”“关键”的意思没有得到突出,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这正是秦始皇不能令他惊恐、而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关键所在。司马光《谏院提名记》:“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有的译为:那些急切地追求功名的人,就好像那些急切地追求私利的人一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有多大呢?这样翻译对于句意和语气的理解都有问题。从句意上来说,“其间”指两类“汲汲”者与上述谏官“当”者之间、而不是“汲汲于名者”与“汲汲于利者”之间的差距,这样理解与下文说的两种人正好相应;从语气上来说,不是疑问句,而是感叹句,表达对语气的加强。所以本句应译为:他们与谏官的要求相距多么遥远啊!当然不止如此,译文不仅要达到文通句顺,还要追求文意晓畅,典雅优美。杨伯峻译《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聪明人不致疑惑,仁德的人经常乐观,勇敢的人无所畏惧”(《论语译注》),一个“不”字以不同的词语对译,既揭示了各句的含义,又展示了语言的魅力。《文心雕龙》开篇第一句话:“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看起来很简单,但翻译好并不容易。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德”指什么?二是“大”怎样理解?三是“何哉”针对什么提问?在儒家文化里,“德”指人的内在品性。《文心雕龙》中,“德”具有多种含义,但在这里,“德”应指本质属性,周振甫译为“文章的属性”(《文心雕龙选译》),是正确的。其他译为“意义”“作用”,或不译,都是不可取的。“大”理解为伟大、重大,都可以,因为它是与天地一同产生的,所以与天地同样伟大,但周振甫译为“普遍”就不准确。“何哉”针对的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因此标点时应该在“何哉”之前点断,直接译为与“为什么”意义相近的词语即可,而译为“所谓它与天地同时产生是什么道理呢?”“它与天地同时并生是为什么呢?”都忽略了前者,是不准确的。这几句可以译为:文章从本质上来说是很伟大的,它是与天地同时产生的,为什么呢?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许多都是“树德建言”“自铸伟辞”之作,语言凝练,含蕴丰富,所以人们一直探索着如何通过古籍今译让后人更好接受的方法,并付诸实践。林纾所提出英文翻译的“信达雅”标准,也被古文今译广泛认可,至今仍被广泛运用。而一些译文一经出版,便被称颂,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有些译注本不断修订,精益求精,亦成经典,如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198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初版,1996年修订再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新一版,2017年又出版第二版,影响了几代人。而有的译注本则不甚严谨,译解不当,为阅读理解古文提供了错误的认识。其中一些问题,也是古文翻译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于此予以重视,才能更好地完成古籍整理的重任。

      (作者:张庆利,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珠海科技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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