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学语言的“阳刚”

    “阳刚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大家已经有很多讨论了。这个词好像我们最熟悉不过，但人们用它主要来指人的某种气质或某种人的气质，也许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

    从词义的发展与应用范围的变化来看，“阳刚”大体上经历了从哲学语言，再到诗学语言，再到日常评论人的形象气质的语言的发展过程。

    从先秦诸子到程朱理学家，他们口中的“阴阳刚柔”，含义或许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大体上跑不出哲学的范畴。在“六经”之首《周易》中，在提倡“阴阳合德”“刚柔相推”的基础上，更崇尚阳和刚，但不赞成“极阴”和“极阳”。推崇“阴阳和合”的中和之美，是中华传统美学的主基调。这在《中庸》里有鲜明的体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则把“刚柔阴阳”比之于君子和小人，其尊阳抑阴的倾向则更为明显。朱熹认为，《周易》的根本在于“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朱熹弟子李孝述论述人之气质与阴阳二气之间关系：“窃疑清浊以气言，刚柔美恶以气之为质言。清浊恐属天，刚柔美恶恐属地。……盖清浊美恶似为气质中阴阳之分。”在程朱理学家那里，阴阳、刚柔、清浊都有着明显的优劣之分。

    把“阳刚”“阴柔”拈出作为诗学语言而发扬光大的是清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中国传统诗学有将文学分为两类的传统。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而致。”“气分清浊二体”，被童庆炳先生认为是中国文论以刚柔论风格之始。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将诗歌风格分为“沉着痛快”和“优游不迫”两大类。钱锺书《谈艺录》论“诗分唐宋”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西方也将文艺作品风格分为“崇高”与“优美”两类，虽然不能简单比之于中国的“刚”“柔”，但把文艺作品简单分为两类的做法是相似的。

    姚鼐本《周易》“阴阳”说以及程朱理学的相关概念，提出“阳刚”“阴柔”两种文章风格：“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同时不赞成极端的文学风格，认为“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他所尊崇的欧阳修、曾巩，“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但在阳刚与阴柔二者间，姚鼐更推崇“阳刚”，他认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

    有意思的是，姚鼐本人的文章被公认以阴柔美见胜。还被曾国藩批评为“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这种文艺创作实践与诗学理论的偏差，还让人想起同是清代文坛大家的王士祯。在他身上存在着个人诗学趣味与诗学评价方面的抵牾，成为三百年来文坛聚讼不已的一段公案。

    以“神韵说”而知名的王士祯，以他的冲淡悠远的诗学趣味来说，王维、孟浩然一派当为诗中最高。但是在清代诗坛，以“沉郁顿挫”诗风见长的杜甫被推为最高，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共识。据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说，王士祯“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作为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祯虽然自己喜欢冲淡的“神韵派”诗歌，但是在公开场合还是以杜甫为尊的。

    （作者：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