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何以系姻缘

    作为一个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神仙，月老掌管天下婚姻大事，通常被塑造成一位白发多须、脸泛红光的慈祥老人，手握拐杖，执姻缘簿，袋中藏有赤绳。正如清人沈复《浮生六记》卷一所描绘的那样“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冥冥之中以红线系男女之足，为天下男女姻缘之事奔波于红尘之间。

    事实上，“月老”这一传说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定婚店》。杜陵人韦固姻缘之事屡遭坎坷，一次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一位神秘老人，老人月下倚靠布囊，坐于阶上，借着月光在翻弄一本奇书，他自称掌“天下之婚牍”，并告诉韦固，他的结婚对象目前只有三岁，是一个卖菜阿婆的女儿。韦固嫌其年幼鄙陋，唆使仆人刺伤。十三年后韦固结婚，发觉妻子正是当年的小女孩。由此深信姻缘命定，无法更易。

    在这个故事里，老人于月下结绳以定婚姻的形象，极具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诗性智慧，而他布囊里那串“以系夫妻之足”的赤绳子，“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绾”，将那种无法言说的姻缘具象为月老手中一根红线，更富有浪漫色彩。自此“月下老人”“月老”“赤绳系足”“红丝暗系”“千里姻缘一线牵”之类，也成为姻缘和合的常用名词和典故。

    无独有偶，同时期比《续玄怪录》稍早的戴孚《广异记》“阎庚”条亦有冥吏细绳系足的记载：

    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内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

    由此我们发现两位小说家都不约而同写了绳子系足这一情节，这很可能在当时是广为流传的一种民间习俗。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曰：“妇人始嫁，作漆画屐，五色彩为系。”用彩色线之类将新人缠结在一起。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亦出现了五色线与爱情的关联，“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五色线相羁，谓为相连爱”。与《续玄怪录》同时期的敦煌文献《婚事程式》则出现了“以五色锦系足连之”，用五色彩线把新人脚缠结在一起。此外，敦煌另一处文献《下女夫词》也有“束带结凝妆，牵绳入此房”“巧将心上系，付以系心人”之句。有学者指出这种牵绳或系绳的婚姻习俗可能源于古人的接触巫术观念，弗雷泽在《金枝》里认为“古人相信接触巫术”，接触巫术“是在这样的概念上建立的：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他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经互相远离”。系绳正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绳或者线把两人的手或脚缠绕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灵魂永远在一起了。

    不过，不同于《广异记》里语焉不详的细绳，《定婚店》里则明确交代月老是用赤绳系足，即红线。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用红线才能系姻缘呢？

    欲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红色在传统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就已经产生了红色崇拜，比如山顶洞人就在死者周围洒满赤红色的铁粉，来祈求神灵的庇佑。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先人的遗体被涂成红色，此外在甘肃、陕西、湖北等地出土的彩陶器中，大多都有红色的装饰图纹。这种红色崇拜被认为是源于先民对太阳、火焰和血液的崇拜。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著作《原始思维》中指出，“原始思维是以集体表象为基础，以神秘的互渗律为特征的一种特殊的思维类型”。这种原始思维特点促使先民往往以生命本能和人体感觉来完成对事物的体认，从事物本身引申出颜色的意义。以太阳为例，它不仅带来光明和温暖，“日至而万物生”，促进万物生长，而且日出日落的景象，在原始先民看来意味着一种驱散阴晦邪恶的神秘力量。而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阳气的象征，《白虎通义·三正》载：“赤者，盛阳之气也”。

    此后，阴阳五行说进一步赋予红色崇拜以更多的哲学思想和象征意义。《逸周书·作雒》：“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周礼·冬官画缋》将五色与方位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确、透彻：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墨子·迎敌祠》中“东坛祭青旗、青神、将服必青，南坛祭赤旗、赤神、将服必赤，西坛祭白旗、素神、将服必白，北坛祭黑旗、黑神、将服必黑”之说，则进一步证实了这种五色与五方的对应体系论已十分流行。而红色因此也完成了从原始自发的色彩冲动转变为自觉的精神层次的色彩象征。

    从中国民间对红色的应用看，其功能不外乎两个方面：辟邪和喜庆，这恰好与婚姻和生育密切相关。红色作为南方方位的代表色，被历代统治者推崇，享有至尊的地位，具有避邪消灾的功能，散发温暖孕育生命的神性力量，从而成为喜庆和吉祥的象征。马克思曾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日常生活中的红线、红豆、红帖等具体事物演变成“带有社会化情感的色彩符号，对红色的喜爱和认定则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和思维定势”。

    其实早在唐以前，就有将红色之物系在中意之人的身上表示定亲的习俗。譬如晋代崔豹《古今注》曰：“世俗婚娶不论男妇，皆被绛帛。”《晋书·胡贵嫔传》云：“泰始九年，帝多简良家子女以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这里所谓“绛纱系臂”，是指用大红色的绢布系在手臂上，后来“绛纱系臂”作为定亲的标志，成了婚俗中的传统。唐罗虬《比红儿诗》：“红儿若向当时见，系臂先封第一纱。”同时期的裴铏《传奇》“郑德璘”条，郑德璘与韦氏女两情相悦，互诉衷肠后，亦有“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的细节。对此，宋人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一有详细的考释，此不赘述。不过，到了《定婚店》这里，“系臂纱”为月老的红线所替代了。当然，这种红线与爱情、婚姻的关涉，并非李复言戛戛独造。同时代李贺的《龙夜吟》就有“寒砧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林杰的《乞巧》亦有“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续玄怪录·定婚店》月老用红线系姻缘故事流传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牵红丝娶妇”，具体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

    此事亦见于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张嘉贞有五个女儿，名将郭元振不能确定到底娶谁，便用红线相系而牵的办法挑选，最终得到了一位美貌的女子为妻，姻缘美满，生活幸福。这就是所谓的“红丝结褵”，也作“幕里红丝”“嘉贞丝幔”。在世人看来红线能够带来一份美好的姻缘，这种观念与月老的故事结合在一起，随着诸多故事的流传而逐渐扩大影响，用以“以系夫妻之足”的红绳自此成为了月老的标配。聊举数例：

    《三侠剑》第二回：“这乃是月下老人拴就的红线。”

    《隋唐演义》第四十九回：“况乎赤绳相系，月下老定不虚牵，即是几千万里，亦必圆融撮合。”

    《水浒传》第九十八回：“也是琼英夫妇姻缘凑合，赤绳系定，解拆不开的。”

    《西游记》第五十四回：“但只是匹配之事，无媒不可，自古道，姻缘配合凭红叶，月老夫妻系赤绳。”

    曹雪芹《红楼梦》则在第57回中借薛姨妈之口重述了月老用红线将天涯海角的夫与妻捆绑在一起的传说故事。这种用妇孺皆知的俗语讲述故事的方式，显示了月老元素在世俗生活中的普及。

    总之，月老以红线定世间男女婚姻的故事，虽是小说家想象和虚构，但也契合了崇赤尚红的民族文化心理。不仅反映了国人的审美情趣，也照应了趋吉避凶的朴素世界观。月老手中的那根红绳，在希望追求美满婚姻的人眼里，不仅是一种向往，更是一种理想的寄托，寄托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构成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作者：谷文彬、田秘，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