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诗之教

    所谓“乐诗之教”，指的是儒家以歌辞演唱、音乐伴奏、舞蹈搬演等文艺方式来推行公共教化，以实现其社会伦理与政治意图的一种教育形式。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教化功能。在“乐”与“诗”有机融合的和谐氛围里，通过耳目器官的闻见感知，来进行心灵反思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达到感化他人与教化社会的效果。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下》）从教化角度来看，所谓“仁言”，就是一种将某种道理告之于人的理性说教；所谓“仁声”，则相当于通过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某种道理演绎出来，让人在感官感知的基础上去体认这种道理。如果说“仁言”是对有着深厚理性教养的人来说的，那么“仁声”则可能是对一般大众而言，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在艺术的熏陶下接受教化。这是因为“乐教”具有非常有效的社会教化功能：“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乐”与“诗”有机融合的乐诗之教形式，不像“刑”与“礼”那样刻板刚性，而是具有优美柔顺的基本特质。故其宣畅和平，涵泳德性，最为民众喜闻乐见，使人精神愉悦：“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吕氏春秋·大乐篇》）足见“乐诗”能够给人带来精神气质上的变化。关于“乐教”的基本功能，陆贾《新语·道基篇》说：“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司马迁《史记·乐书》说：“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按照汉儒的看法，乐诗之教可以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重要内容之一，用来“助流政教”，以最为简便的方法，实现“变民风、化民俗”的政治目的。为什么“乐诗”能达到教化的效果？儒家认为，“乐诗”能够“治心”，也就是“乐诗”能激发道德心，而道德心是一切社会良好秩序的前提。这是因为：“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礼记·乐记》）足见“乐诗”由心生，是人心的符号性外化，表征着人心的情感与意志。而“乐诗”一旦呈现出来以后，又可以作为一种外在手段，强化人们原初的情感与意志，或者是将制乐和作诗者的情感与意志推而广之，为更多的人接受，从而引导和改变更多人的情感与意志。如是，“乐诗”也就成为提高自我修养、强化自我教育、提升自我成就的重要手段，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君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

    其次，乐诗之教与王道的推行关联在一起。儒家认为，霸道是凭借武力或暴力等强制力量来推行其政治目的，而王道则是通过征服人们的内在心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故在推行王道的过程中，类似于“乐诗”之类平和人心的怀柔之术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乐诗之教要与礼、刑、政等手段相互配合，以便在奉行王道的过程中达到刚柔并济的社会功效。就社会治理来说，礼、刑、政等手段都是一种刚性规范，通过规训和惩罚达到治理效果。而“乐诗”则不然，它是一种柔性手段，是通过艺术感化促进人们对于某种价值观念的认同。“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这也就是说，礼、乐、刑、政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在效果上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乐诗”是一个软手段，以“优美”方式来达到天下大治这一“崇高”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乐诗”不仅是艺术生活，更是政治生活，是当时国家经常运用的一种政治治理手段。作为一种治理手段，“乐诗”可以作为礼、政、刑等刚性手段的润滑剂，用柔性手段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部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礼记·乐记》）故“乐诗”以柔性来教化政治，自然可以与礼、政、刑等治理手段一起来实现王道，并能以相对和美与绝对和平的方式来消除社会的暴戾风气，以实现无暴力、无怨怒的王道政治。

    最后，“乐诗”还是政治评价的一种载体。儒家在观察和评价现实政治时，往往把乐舞的审美判断引申为政治判断。儒家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即所谓“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乐记》）。《诗经》里的诗歌，不仅“雅诗”与“颂诗”里有很多诗篇直接与政治相联系，就连“风诗”里也有很多诗篇与各类政治事件密切相关，或者可以从政治视角予以解读。如人们解说《魏风·硕鼠》诗旨时，往往会从批判社会阶层差异与分化、向往理想的乐土这样一种政治角度予以阐释。故法国学者葛兰言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指出：“《国风》歌谣本身就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用来说明道德哲学的准则和政治学的准则。”《诗经》的乐诗演奏，既可以说明当时的政治历史事件，也可以通过这些事件的阐述，从中演绎出对政治与道德的看法。关于“审乐知政”，春秋后期吴公子季札赴鲁观乐时，从鲁国人为其演唱与表演的《诗经》不同歌诗内容和乐舞形式之中，发现了政治与德性的差异并进行了艺术评价后，逐一引申到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社会治理等国家政治事务中去，并对政治事务进行社会评述。虽然这里不能排除具有一定的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于儒家来说，这恰恰是说明了乐舞、诗歌不是纯粹技术性和艺术性的，而是政治性、道德性的。而正是因为乐舞、诗歌从制作上就具有政治性、道德性的考量，那么从观赏的角度，当然能够品味出不同的政治意义。此处，审美判断就不独为艺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总之，“乐诗之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儒家致力于将政治秩序落实在感性的生活中，将政治与道德观念渗透到“乐诗”中去，并把它们推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人们在日常的艺术生活中感知政治，认同某种价值观念与秩序，在艺术生活层面落实儒家的政治理想。这种通过“乐诗之教”形式对艺术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有机融合，不仅是诗礼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力，而且彰显出诗礼文化的艺术性与政治性完美结合的基本特质。

    （作者：朱承，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