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礼制秩序的重建

    《诗经》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就《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的融合形态而言，在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为核心内容的礼仪制度规范定型化过程中，在以“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定型化过程中，诗人常常都会以歌功颂德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在“五礼”“五伦”社会化过程中，诗人往往都会以讥失匡恶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而使《诗》与“礼”融合的介质，则是“乐”。这就是《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融合的内在机制。前者以《周颂》与《大雅》《小雅》中的大部分诗篇为代表，后者以十五“国风”中大部分诗篇为代表。故孔子谓“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

    其中，十五“国风”中的大部分诗篇，都透露出有关“五礼”与“五伦”的相关信息。比如，《召南·采蘩》之“享人鬼礼”，《甘棠》之“祭地祇礼”，《魏风·伐檀》之“籍田礼”，《陈风·宛丘》之“祀天神礼”，皆属“吉礼”；《邶风·泉水》之“吊礼”，《鄘风·定之方中》之“禬礼”，《秦风·黄鸟》之“丧礼”，皆属“凶礼”；《邶风·简兮》之“锡命礼”，《静女》之“相见礼”，《齐风·东方未明》之“朝觐礼”，皆属“宾礼”；《邶风·击鼓》之“征战礼”，《卫风·木瓜》之“大封礼”，《王风·君子于役》之“大役礼”，《郑风·叔于田》之“田猎礼”，《魏风·硕鼠》之“大均礼”，《陈风·株林》之“马政礼”，皆属“军礼”；《周南·关雎》之“飨燕礼”，《卷耳》之“饮食礼”，《邶风·凯风》之“养老礼”，《新台》之“婚冠礼”，《豳风·七月》之“乡饮酒礼”，皆属“嘉礼”。再如，《邶风·谷风》之“夫妇”伦理观，《二子乘舟》之“兄弟”伦理观，《王风·丘中有麻》之“朋友”伦理观，《郑风·缁衣》之“父子”伦理观，《齐风·东方之日》之“君臣”伦理观，皆属“五伦”。

    在“国风”透露出“五礼”“五伦”相关信息的诗篇中，除了《周南》《召南》《豳风》主要采用歌功颂德方式之外，其他诗篇大多采用讥失匡恶方式。这些以讥失匡恶方式来透露“五礼”“五伦”相关信息的诗篇，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更是通过艺术途径来干预社会生活而重建礼制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通过“讥刺”方式来维护礼制的具体表现。这充分表现出诗人在国运兴衰、政治清乖的危急 关头，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浓郁的政治情怀，从而展现出他们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比如，卫作为文王昌庶子、武王母弟康叔封后裔之国，入春秋后，武公和（前821—前766年在位）袭祖职为平王司寇（掌刑典之卿士），入为“三公”，忠于王事，勤于治国，诫王儆身，国人作《淇奥》（见《诗·卫风》）以美其德；然此后历庄公扬、桓公完、宣公晋、惠公朔、黔牟、懿公赤四世六君（前757—前660）的近百年之中，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庄公教子无方而导致庶子州吁之乱，宣公夺太子伋妻而引发君臣、父子、兄弟相残，懿公好鹤误政而致使狄入其都邑。这期间的种种违礼背德行为，必然会成为诗人讥讽的对象。像《鄘风·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彊彊”，谓“鹑”“鹊”虽小而其行尚循常则；“我以为君”“我以为兄”，谓宣公尊为“兄”而贵为“君”；两言“人之无良”，谓此“兄”而“君”者，则连“鹑”“鹊”都不如。诗人讥讽宣公不恪守礼仪制度规范而任意妄为，不尊崇伦理道德规范而骨肉相残，于家有害，于国有失。

    再如，郑作为厉王胡庶子、宣王静之弟公子友后裔之国，入春秋后，武公滑突（前770—前744年在位）与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以师护送平王自镐京（周西都，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沣河东岸）东迁于雒邑（周东都，古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共定周室，遂袭祖职为平王司徒（掌民事之卿士），入为“三公”，甚至平王宜臼作《裳裳者华》（见《诗·小雅》）以美之；然在世子庄公寤生（前743—前701年在位）继立之后，母弟公子叔段（共叔段、太叔段）依恃武姜之宠，初居于京（郑大邑，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南二十余里），城邑建制超出定制，既而扩张至西鄙、北鄙，且私下聚粮草、缮甲兵，欲以武姜为内应来突袭庄公。段之举实属不义不暱，其后果确如庄公所言“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暱厚将崩”（《左传·隐公元年》），其无厌之贪为人所讥。然则，事态发展至京城民众皆叛段，段逃至共（卫别邑，即今河南省卫辉市），庄公为君、为兄之责亦失，自段贪念初起时便放之纵之，未尽规劝戒止之职，其过失当在讥讽之列。像《郑风·叔于田》所讥为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之事，然美共叔段之“仁”“好”“武”，且刺庄公失教之过。尽管郑庄公在位期间，与齐僖公盟于石门（齐地，在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南约七十里），开启春秋“霸权”政治格局，史称“东周小伯”（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三），但其以谋略逐弟囚母而率先挑战王权这些违背传统礼制的行为，依然受到诗人的讥刺。

    又如，齐公室作为尧时方伯姜姓四岳伯夷之裔，文王昌、武王发太师太公望吕尚之后，与周王室暨姬姓诸侯世为婚姻之国，入春秋后，历庄公赎与僖公禄甫父子两代（约前794—前698），依然为拱卫周王室的东方大国；但至襄公诸儿（前697—前686年在位）时期，襄公与其妹文姜在婚前就有非礼之行，而且文姜在嫁于鲁桓公为夫人后，依然与襄公保持着非正常的关系。尽管这种兄妹私情为原始社会血缘群婚制的文化遗存，但西周春秋时期周人已经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道理，这样自然是违背“合二姓之好”（《礼记·昏义》）的婚姻制度。故桓公知悉二人的私情后，便怒责文姜，文姜遂告知襄公，襄公指使其大夫公子彭生拉杀桓公。像《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言襄公徒居人君之尊，却为禽兽之行，其荒唐、残忍令人愤慨。

    正是由于春秋时期人们认识到“无礼”之危害性，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反复强调恪守礼制之重要性。卫卿士甯速（庄子）认为，“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善，德之建也”“君不礼焉，弃三德矣”，故以“礼宾”“亲亲”“善善”为“三德”（《国语·晋语四》）；鲁卿士季孙行父认为“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主张“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以“君臣”“父子”“兄弟”为三伦，倡导以“忠信”“孝敬”“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共”（《左传·文公十八年》）为道德标准；齐大夫晏子认为：“天子无礼，则无以守社稷；诸侯无礼，则无以守其国；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大夫无礼，则无以治其家；兄弟无礼，则不同居。”（《韩诗外传》卷九）故诗人们在自己的诗篇里指出：“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这些看似诅咒式的言辞，实际上是意在呼唤人们重新建构礼制形态的自觉意识。

    当然，就“国风”中刺诗产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而言，自周平王东迁（前770）之后，王权渐次式微，社会开始动荡，“诗教”“礼教”“乐教”逐渐缺失，趋于礼崩乐坏的境地。毫无疑问，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创作的诗篇，自然会以忧国伤时与讽刺腐政为主旨，必然会发挥匡救时恶、警诫后世以维护礼制的社会功能。

    （作者：王志芳，系滨州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