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礼互动与诗礼传家

编者按

    本期的三篇文章，以文化传播学视角，从不同侧面讨论“诗礼文化生成、定型、流变与传承”这一重大问题。其中，王锷的《〈诗〉礼互动与诗礼传家》，主要从《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关系，来谈诗礼文化生成与定型的内在机制；从诗礼传家的社会教化功能，来谈诗礼文化流变与传承的基本途径。朱承的《乐诗之教》，重点从诗教与乐教的社会教化、王道推行与政治评价方面，来讨论其政治功能，进而探讨诗礼文化生成与定型的内在动因与基本特质。王志芳的《〈诗经〉与礼制秩序的重建》，从《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的融合形态——歌功颂德与讥失匡恶入手，重点以“国风”中讥失匡恶的诗篇为例，来讨论“五礼”“五伦”在社会化过程中，此类诗歌所具有的维护礼制的社会功能。 （徐正英）

    孔子教育儿子伯鱼时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实际上，这是孔子依据西周以来《诗》与礼共生互动现象，对《诗》礼传家文化现象的精辟概括与科学总结。

    所谓“礼者，人之所履也”（《荀子·大略篇》）。礼来源于俗，是俗规范化与制度化的产物。它既包括礼仪、礼容、礼典、礼物、礼器、礼义等具体内容，又包括礼容、礼典等表达礼义的外在形式。其中，礼义是礼的核心内容：“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这是因为，任何礼制如果不能表达礼义，或所表达的礼义不合时宜，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故习礼，自然是人的立身之本。

    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故收录于《诗经》中的作品，不仅是言情言志的诗歌文本，更是融歌辞演唱、音乐伴奏、舞蹈搬演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故其自然是一种艺术化与仪式化完美结合的礼仪作品，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诗序》）的文化经典。故习《诗》，既是周代贵族子弟必学科目，也是周礼的核心内容。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十分重视《诗》教、礼教与乐教。王室由地官之长大司徒掌管教育工作，在乡校中则主要以“六德”“六行”“六艺”为教育学生的基本内容。所谓“六德”者，即知、仁、圣、义、忠、和，以培养品德修养；所谓“六行”者，即孝、友、睦、姻、任、恤，以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所谓“六艺”者，即礼、乐、射、御、书、数，以学习文化知识。至春秋后期的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篇》），教授学生，即通过学习“六艺”来实现“六德”“六行”的教育目的。

    当然，这些教学内容是分时段来进行的：“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而《诗》教、礼教与乐教，具有不同的目的与功能：“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礼记·经解》）可见，《诗》教是让人温柔敦厚而不愚蠢，《乐》教是让人心胸宽广善良而不过分，《礼》教是让人恭俭庄敬而不烦琐。

    孔子进行《诗》教，更注重对学生君子品格的培养。他特别强调，君子应该重德敏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君子应该有仁爱之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君子应该重义：“君子之于天下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君子应该恪守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篇》）

    那么，何为君子呢？“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上》）。足见孔子所说的君子品德，与《周礼》之“六德”“六行”是一致的，也是《诗》教之旨，即“温柔敦厚而不愚”。今存《诗经》三百零五篇，多言君子应该有信实温厚之玉德：《殷其雷》之“振振君子”，《雄雉》之“展矣君子”，《伐檀》之“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小戎》之“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南山有台》之“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湛露》之“岂弟君子”，《车攻》之“允矣君子”，等等。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足见他非常关注《诗》礼互动文化现象，将《诗》与礼、乐联系在一起。《诗》可颂可歌，是乐的重要内容，也是礼的组成部分。《仪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燕礼》等篇记载，在举行礼仪活动时，乐工歌唱《诗经》。《燕礼》记载诸侯招待大臣时，瑟工在堂上鼓瑟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笙工在堂下吹笙演奏《南陔》《白华》《华黍》等，此后又有间歌，即鼓瑟吹笙交替进行。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请求观赏周之乐舞，鲁国乐工依次为他演奏《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小雅》《大雅》《颂》等，季札听后评价说“美哉！周之盛也！”“德至矣哉！”周代举行重大礼仪活动，鼓瑟吹笙，颂《诗》奏乐。正如《乐记》所言：“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诗》与礼乐，三位一体，相互为用，体现周代礼乐文明。

    周人在燕飨朝聘之时，赋《诗》言志，崇尚仁义，恭行礼让。及至汉代，设立五经博士，更加重视《诗》教，《诗》成为经典，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此后，虽然朝代更迭，礼制变迁，但周礼中推崇温、良、恭、俭、让的核心内容和《诗》教之旨不仅没有变化，而且日益加强。周人认为，礼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就好比是用绳墨来画直线和曲线，用规矩来画方圆。把秤悬挂起来，是轻是重就不能欺骗人了；把绳墨陈设在那里，是直线还是曲线就不能骗人了。如果君子能明察于礼，那么任何奸诈伎俩也就不能骗人了。所以说，重视礼、遵循礼的人，叫作有道之士；不懂礼、不遵循礼的人叫作无道之民。礼以敬让为贵，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

    周人认为，礼是人行动的准则，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是人们区别亲疏贵贱、是非同异和辨别嫌疑的标准，是道德仁义得以顺利实行的法则。忠信笃实，言行一致，恭敬端庄，修身践言，是礼的本质与核心。这是因为：“忠信，礼之本也”（《礼记·礼器》）；“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上》）。故礼贵尊敬：“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来而无往，非礼也；往而无来，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由于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礼者，不可不学也”（《礼记·曲礼上》）。当然，学礼的目的是为了修养品德，孝顺父母，友于兄弟，和睦家庭，善待他人，爱家爱国。故只有克己以礼，修养品行，才能与人为善，与他人和睦相处。故孔子弟子有子总结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

    孔子等人之所以强调《诗》礼教化，是因为《诗》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又是礼的核心内容，三者合而为一，强调德教，注重个人修养，提倡君子品行，倡导友好往来，崇尚和谐社会。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讲礼就是讲道理，乐可调节人情，不合情合理之事，君子不为。重要礼仪场所，如果不能赋《诗》言志，行礼就会出错；行礼无乐配合，就显得呆板无味；行礼品德浅薄，就显得虚伪造作。儒家所倡导的《诗》礼教化的思想，礼乐文明的精神，被后来的家风家训所继承，成为教子传家的法宝。

    常言道：“礼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正好说明了诗礼文化的形成机制与诗礼传家的当代价值。因此，重视《诗》礼教化，弘扬诗礼文化，诚实守信，修养品行，孝顺父母，和睦家庭，友善他人，敬业乐群，不仅能够传家久远，更能够促进社会的文明公正，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作者：王锷，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