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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

    《昭明文选》为何不录《兰亭序》

    作者:宋战利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6日 16版)

        兰亭修禊图(局部) 钱榖\绘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它是中国文学独立和勃兴的标志之一,并由此造就了一门极富民族特色的学问——“文选学”。它自唐初正式被宫廷承认,其后影响日渐扩展。至宋代,更是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

        唐代以后,《兰亭序》被屡屡刻成法帖,文本又一次次入选不同选本。唐房玄龄撰修《晋书》时,太宗李世民亲为王羲之作传,推崇备至,“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文选学”日趋成为显学,《兰亭序》慢慢成为经典。宋代有人探究《文选》不录《兰亭序》的原因是王羲之遣词造句有误,认为“气清”不能描绘暮春之景,且“丝竹管弦”有重复之嫌。当朝人王懋对此予以反驳,并举出蔡邕《终南山赋》、潘岳《闲居赋》为例。如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用“气清”写春景,并非王羲之所臆造,乃有所本。“丝竹管弦”见于《汉书》,也非王羲之独创。清人李文田否认《兰亭序》文本的真实性。上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此基础上,运用新发现的碑刻,详细论证《兰亭序》文、书俱假,乃唐代人仿作。既然文本不真,且出现时间晚于《文选》,如何能录?王瑶先生以为《兰亭序》主调为道家思想,故不为笃信佛法的昭明太子所贵,因此落选。陈中凡等先生提出的原因是:“《兰亭序》的文体是纯粹的散文,不是当时流行的骈丽体。”但这些观点遭到驳难。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提出“王羲之《兰亭序》在创作的当初并未得到高度评价,在编纂《文选》的当时也世评不高。”此种说法逐渐触及问题的本质,但未有详论。

        《文选》既然是文学总集,作品是否入选,还是需要回归文本自身,用文学的标准去衡量。究其原因,《兰亭序》落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选》是选本,主要选录各种文体的重要作品。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萧统在《文选序》中谈到选择之难:“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文选》收录序共9篇,其中有石崇的《思归引序》。石崇虽是一掷千金的官僚富豪,但其文学成就还是得到后人认可的。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中品,与陆云、陶渊明并列,并说“季伦、颜远,并有英篇。”季伦,石崇字。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雅集后于石崇的金谷送别57年,且《兰亭序》是模仿石崇《金谷诗序》而为。《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对比二序,思想和词句确有雷同。既然是仿作,文学价值大打折扣,故不录亦属正常。若以文学价值而论,《金谷诗序》应比《兰亭序》更合适,但若选录石崇两篇,似有过滥之嫌。

        二、王羲之文才达不到《文选》收录标准。唐朝以后,王羲之书名、文名日盛,我们今天评论右军先生,容易形成定式和偏见,常常被其“书圣”的光环所左右。故蠡测王羲之的文学成就如何,唐前文献更令人信服。就现有史料来看,时人或南北朝时期论及王羲之同时代人的文学成就,对其只字未提。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作为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关于王羲之同样未见片言只语。

        更为重要的是《文心雕龙》成书在《文选》之前。王宁在《谈李善的〈昭明文选注〉》中做过统计,《文选》选录的作家有4/5见于《文心雕龙》。因此,黄裳先生在《文选平点》中说:“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

        《宋书·谢灵运传论》:“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询、绰并为一时文宗”;《文心雕龙·诔碑》:“孙绰为文,志在碑诔。”钟嵘《诗品》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经》,建安风力尽矣。”又,“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此外,还品评了顾恺之、戴逵等人。

        以上评论涉及的人物有桓温、庾亮、王济、刘惔、王濛、孙绰、许询、袁宏、殷仲文等。这些人与王羲之基本同时代,有的多有交集,甚至是好朋友。若是王羲之的文学成就稍为时人或南朝人认可,不会置若罔闻。可能是其书名太盛,遮掩了文学光芒。颜之推以为:王羲之“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

        三、王羲之以书法名世,而书法并非“胜事”。《兰亭序》成名,是因唐太宗的推崇和宋人推波助澜造成的。书法对六朝文人而言并非光宗耀祖之业。《世说新语》将能书善画的韦诞、顾恺之列入“巧艺”类中,《颜氏家训》将书法、绘画、卜筮等并列为“杂艺”,这些都显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和书法家地位不高。

        颜之推教育后人,对于书法,“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韦仲将,即曹魏书法家韦诞。《世说新语》载其轶事,“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刘孝标注引《四体书势》:“乃戒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王褒因工书,颇多辛苦笔砚之役,尝悔道:“假如吾不知书,可不至于今日耶!”;皇象以书名世,而《三国志》未有传记,只在《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引文献中提及,寥寥数字。梁武帝《答陶弘景论书书二》:书法“此直一艺之精,非吾所谓胜事。”

        王羲之一生官职不大,政绩不突出。其父王旷作为东晋建立的功勋之臣,平生事迹堙没无传。一是因为去世早;二是王羲之等儿孙辈,未能显扬父业,做到位隆权重。

        四、萧统兄弟不认可王羲之的处世行为。业师王立群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化学者,还是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王先生在授课时,不止一次强调:“《文选》收录作品概为各种文体之范本。但编选者的文学价值观与爱恶会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萧统、萧纲、萧绎兄弟是梁代文学繁盛的重要参与者与组织者。萧统与萧纲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统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友于甚密。萧绎在《金楼子》中评论王述与王羲之结怨之事时,抨击右军:“王怀祖之在会稽居丧,每闻角声即洒扫,为逸少之吊也。如此累年,逸少不至。及为扬州,称逸少罪。逸少于墓所自誓,不复仕焉。余以为怀祖为得,逸少为失也。怀祖地不贱乎逸少,颇有儒术,逸少直虚胜耳。才既不足以高物,而长其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能书,何足道也?若然,魏勰之善画,绥明之善棋,皆可凌物者也。怀祖称怨,宜哉!主父偃之心,苏季子之帛,自于怀祖见之。”

        萧绎认为,一是王羲之有错在先。古人事死如事生,王羲之书帖多有吊丧慰死之语,其“先墓”被毁,悲痛不已。而其却在王述居丧期间,大为不敬。《世说新语》载:“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王羲之父子清贵傲物的品格一脉相承。郗愔乃王献之舅父,其子郗嘉宾有盛名,获宠于桓温,此时王献之“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箸高屐,仪容轻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献之兄弟在母舅之家的傲慢无礼,多少折射出右军性格和“家风”。二是王羲之官秩没有王述高,为人职下当恭谨为上,却意气用事,愤而辞官;三是王述颇有儒术,而右军倾心道教;四是右军半隐半仕,以退求进,沽名钓誉而已;五是右军只是“能书”而已,其文学成就在时人和《文选》编辑者看来不足论也。不能绝对地说萧统也是如此看待王羲之,但在儒家道统承续上,萧统兄弟应是一致的。萧统答萧纲书中说:“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

        今天考论《兰亭序》入不入《文选》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文学影响和书法美学价值,而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古人以为美的东西,未必符合今人的审美需求。我们今天认为美的东西,也未必是后人审美的准则,因为世殊事异,环境在变,社会在变,生活不同,审美会存在差异性。创新常常会与落寞孤独为伴,但没有创新,社会就如死水一潭,失去前行的力量。只有不断地积聚起创新的力量,才能鼓荡起奋勇向前的风帆。

        《兰亭序》流传千载,是中国书法史和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读古人书,与古人交。必须真正地跨越现实语境,去倾心体味晋人风范,去聆听远古的丝竹之音,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意旨,才能更好地用书法浸润心灵。唯有如此,文化的传承才有力量,文脉的延续更加悠长。经典的流传需要不断地被强化,不断地被传颂。

        (作者:宋战利,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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