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商才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名言，即源自他的著作《日知录》。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梁启超先生提炼概括，从此脍炙人口。但顾炎武为世人所不知的是，他与传统的文人不同，他还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且能力颇强的经营大才。

    中国古代社会一贯重农轻商，商人即使拥有大量财富也没有社会地位，为人所鄙薄，明代即有商人不得穿绸缎的律条。文人清高，恃才傲物，更是瞧不起商人，对金钱好像也有仇似的，讽之为“孔方兄”“铜臭”“黄白之物”。《世说新语》里那个王夷甫从不言钱，说钱好像脏了口，称之为“阿堵物”。但这些文人同样也让人瞧不起，被称为“措大”“冬烘先生”“腐儒”“书呆子”，顾炎武说得狠：“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顾炎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经世致用”，他对文人的清谈、玄学深恶痛绝，对王阳明的“心学”也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误人、误世的学问。顾炎武一生致力于对天下苍生有用的学问，《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军制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研究的都是“当世之务”，凡赋税田亩、钱币权量、河槽水运、盐铁地理等，无不是最切实际、最接地气的论说。他痛斥明代亡国就亡在明代理学脱离实际、空疏抽象、虚无缥缈的清谈上，“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认为整天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于现实毫无裨益。

    有经济论说的文人儒生已是十分少见，身体力行者、卓有成就者就更稀世罕有。顾炎武这一点，真乃当今文人之楷模。顾家在当时的昆山是名门望族，家有田产八百亩。38岁那年（顺治七年），他被迫剃发，“稍稍去鬓发，改容作商贾”，开始做生意，贩卖绸丝布匹药材。后来他弃家北游，把老家的田产全部典卖，带了一千两银子到了山东章丘。这银两不能总带在身上，不方便也不安全，且时间久了，总有花完的时候，便高息借贷给了当地一个地主。这个地主没有按期归还本息，后被判将一千亩田产做抵押，于是，顾炎武在章丘拥有了自己的良田沃土，成了大财主。他可以种田植树，也可养禽牧畜，还可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悠然南山。没有了生存压力，顾炎武能够一心做他的学问，还能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可以想见，如果顾炎武没有经济头脑，也没有经营能力，那么，他的银两花完之后，就只能在他乡靠朋友接济活着，穷困潦倒，他的人生理想只能是远隔蓬山千万重了。

    在章丘生活了20年，顾炎武又离开山东，到了山西。他与朋友李因笃等二十余人一起，筹措资金，招募农工，在雁北垦荒。他采取的是“股份制”方式，行之有效地管理和分配。他从南方聘来了能工巧匠，引来水车水磨，教会了农民水利灌溉，并和年轻人一道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有顾炎武这位经济学家的擘画，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蛮荒之地长出了葱茏茂盛的庄稼。顾炎武的垦荒大获成功，“累之千金”，发了大财。当然，富了的并非他一人，他顾念的是天下苍生。他将江南的丝织设备和技术引进西北，在开矿以及发展畜牧业、工商业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在山西他还结识了另一位著名的反清同志、大学者大书法家傅山，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并且合伙干了一件大事——创办票号。《清稗类钞》载：“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中，章太炎在《顾亭林先生轶事》中皆认为票号为顾炎武、傅山所创。谁都知道，有清一代，山西票号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此说来，顾炎武既会做实业，还懂金融，可谓中国近代银行的老祖宗。

    顾炎武坚守民族气节，绝不仕清，所以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然而他的胸怀廓大，心系天下，“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他被人称为“通儒”、清代经学之祖。他的“经学”，不是空头讲章，不是纯学术理论，关键是“致用”。先己用，后他用，先利己，后利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们社会不需要“百无一用”的所谓清高书生，缺少的恰恰是顾炎武这样的大才通儒。

    （作者：刘江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