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我开始半百人生的第一次“变发”,不烫,不打薄,不对头发使任何招式。这是头发的第一次野放,它们应该感到自由了。
多年来我固定上同一间理发厅。这是间家庭理发厅,招牌经常不亮,路上偶遇邻居还能交换蛋价、菜价等情报。我不免担心万一店搬了,或者歇业了,我该央谁对付我这一头乱发?没料到老板娘先担心失去老客户:“怎么好久没来理发了?”我挠了挠发:“在留发呢。”老板娘仔细地盯着:“烫了啊?”她已看惯我的头发,却依然被欺瞒,更别提其他人了。我说:“对啊,我妈妈烫的,她烫了十个月呢……”
妈妈是大波浪卷。大姊说:“我跟妈妈一样,大波浪卷呢。”三姊跟进:“我也是喔。”女人的发仿若她的一生,总在变动。大姊留长头发时,头顶的发结成云朵,如果把头比作天空,大姊的天空很祥和,有三月的气息;至于三姊的,只有在发梢末尾能看到一根根翘起尾巴的蕨类——蕨类长在深山,长在蓊郁的林内。我常怀疑三姊悄悄用了发卷,为了更贴近妈妈,如同小女生的撒娇:“妈,我毕竟是您亲生的。”我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疑虑——轮廓深、眉眼正,跟娘一个样;何况那一头卷发,仿佛印上了深深的标记。
妈妈的那头卷发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呢?长发飘逸、乌黑如墨,像被妈妈注册过似的,整个村头,没有人敢留跟妈妈一样的长发。尽管是在纯朴无争的乡村,也很可能存在着女人潜在的战场:“怎么办哪,我们无论怎么留长,都无法蓄留出她那样的风情。”妈妈的发先直后卷,脑勺后头,似乎总有一种气候在酝酿,像个珠帘,自个儿旋转,一束一束地垂将下来。妈妈静默时,头发仿佛也在微微地笑着,走将起来,就越发显得蓬松、卷曲,充满动感。当妈妈难得地解下斗笠,换上好看的衣裳,头发洗净、抹干,背只背包进城时,我相信在那个节骨眼,村头的女人对蓄长发这事一定彻底死了心。
搬到台北以后,妈妈不留长发了,我料是工作的缘故。一头长发,很容易被误以为是黑色棉线,一不小心卷进缝纫机。短发更适合蓝领,清凉、利落,尤其热天,不须担心因流汗,刘海贴着前额,颈项也凉快。当成衣厂为节省用电而调高室内温度时,妈妈跟她的一群女工同志,更是必须让自己更清爽。不知妈妈是否舍得留了几十年的长发,总之那一头卷发开始被妈妈长期冷落在后脑勺。
妈妈的短发有两款,一种留到耳后,几乎每一根头发都卷曲着,又有着不同的小团体,密议结党,一绺一绺的。这与大姊的云发又不同了,它并不祥和,它欠缺妥协。那大概是在妈妈的不惑之年,那也是妈妈开始失眠的时代:烦恼大姊的肠胃问题,大姊夫担任货运工作,没睡饱,能否安全上路与归来?二姊、三姊谈恋爱了,会不会被骗?反倒是大哥,一通女生来电都没有,偏偏小弟异性缘佳,还争说要报考军校、远离住家。卷成这般,原是烦恼诸多,心事卷了起来,妈妈总是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妈妈还有一款短发几乎及肩,头上的小党、小派都不见了,剩下最主流的意见领袖统管江湖。大姊所继承的,该是这样的发式。妈妈顶着好大一朵云,细看却云里有云,话中有话,发流极具层次,分歧中见统一,就像黑与白、青春与衰老。妈妈节俭惯了,要染发也是自己来,戴着染发盒附赠的手套,很恭敬,很认真,我笑称她在跟时间作弊。妈妈染发后确实能立时年轻,发色其一,体态其二。妈妈育有六子,四十岁以前在田里劳作,身姿自然矫健,而长期当女工,苦守缝纫机二十余载,身材也未因久坐而变形,很可能是因为吃斋礼佛,内心素净,跪拜之间四肢常活动,身体精实。这也符合妈妈恭谦的个性,她始终怕占别人便宜,维持好身姿,自然使得身旁的世界更加宽敞。
妈妈信佛以后,惯常将头发往后梳,绑成发髻,头发卷或不卷,无从考究了。很可能,妈妈的头发还是有点毛糙,但她不再需要使用顺理发流的定型液而念诵《心经》《大悲咒》。
妈妈以这款发式走完了最后的路。我到医院接她的大体,院方按照仪式,拉开了妈妈安眠的袋口,那时的妈妈,头发正是这个样子——往后梳,往后梳,原本喧哗的、卷在后脑勺的头发已没有了异议。十几年了,它们卷曲在一个圆圆的发髻里,这黑、这白、这灰,已经没有人搞得清楚谁是谁。
妈妈也是以这款发式入殓的。她安静的身体盖着我们用泪水、用思念缝制的莲花被,脚边放着惯用的衣裳、旧鞋,方便她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行善结缘。我好想顺一顺妈妈的发丝,如同我安抚夜梦中的儿子,好让她睡得更稳、更沉。法师说,不能碰,我止不住的泪水,连一滴都不能沾到她身上。
妈妈走了,她的卷发留了下来,在我的头上——且在我决定把头发蓄长时,卷曲变本加厉了。朋友们赞赏地说:“你的卷发真可爱,烫的吧?”我回答说:“对啊,妈妈烫的,她为我烫了十个月。”
(作者:吴钧尧 系台湾作家,《幼狮文艺》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