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善的智慧

    人何以异于禽兽？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康德说，人对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心生景仰和敬畏。胸怀“四端”之心，敬畏道德法则，只是人之为“人”并从善和行德的心性动因。在复杂的人事和世事环境中，在道德矛盾和冲突的困境中，好心要办成好事，善心想结出善果，不仅要有一颗平凡的良心，还要有“善于为善”的智慧。

道德规范要“善于”遵守

    人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如何行事才算德行高尚，怎样处世会有“失德”之嫌？为了给出一定的指引和约束，在一个民族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系列道德规范，约定俗成地作用于人们内心。

    然而，道德规范是抽象的，道德矛盾却是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共性的，道德矛盾却是个性的。具体的、个性的道德矛盾需要灵活变通地解决，不能“天不变、道亦不变”地墨守成规。

    古人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常人看来，儒家礼教是极为死板的，殊不知先儒孟子对道德规范的把握却是非常灵活的。他与淳于髡曾有一段意义深远的对话。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教吗？”孟子肯定地回答：“是的。”淳于髡追问孟子：“如果你的嫂子掉入水中，你会伸手去救吗？”孟子说：“嫂子落入水中不伸手去救，无异于豺狼禽兽。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教，但嫂子落入水中伸手去救是通权达变。”尽管“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规范早已被废弃，但孟子不是做规范的“卫道士”，眼睁睁地看着“嫂子”淹死，而是根据具体的道德情境“反经行权”，灵活地应对道德困境，这种“善于为善”的行德思路和方法对我们仍不失为一种富于智慧的启示。

道德操守要“善于”坚持

    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活的。德性操守是人“自立于世”的品行根基，亲朋故友是人“生存于世”的情思所依。诚然，一个立志遵从道德的人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遭遇不可预知的困境，但与苦难相比，更容易冲破心灵防线的，是利益诱惑，尤其是来自亲友的诉求和利诱。因为，这样的处境之下，人不但要抵御众多诱惑的吸引力，更面临一个难题：如何既不违背对道德的坚守，又不伤害与亲友的关系。

    当德性操守遭遇亲友不当企求时，非要“薄情寡义”，付出“众叛亲离”的代价才能破解困局吗？答案是否定的。后汉太尉杨震就曾给出了智慧的解答。

    有一次，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任荆州刺史时举茂才提拔的官员。王密听说杨震路过本地，为报答杨震当年的提携之恩，便在夜晚怀揣白银十斤馈赠杨震。清廉的杨震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很了解你的为人，你却为什么不了解我呢？”王密劝道：“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无言以对，只好愧退。杨震守护道德操守，并没有对故友严辞斥责，更不是将其扫地出门、割席断交，而是婉言相拒，让对方充分理解自己，使得情谊与操守皆得保全。这是“人情练达”的行德智慧。

    有些送礼的人深谙“放长线、钓大鱼”的贿赂之道，“预送”是先交朋友，一旦“朋友”交成了，你的道德操守底线也就再难坚守。对于这些馈赠人，更需要用智慧拒绝，才能不给其留下奢望的空间。春秋时期，鲁国国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一条鱼，他不肯接受。送鱼的人对他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听说你爱吃鱼才送你的。”公仪休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才不接受。我现在身为国相，所领俸禄足供自己吃鱼，如果我因为接受别人的鱼而被罢官，不但别人不会再送鱼给我，就是自己想用俸禄买鱼也不可能了。今天你并不因为有求于我而送鱼给我，但下次等你真的有求于我时，我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公仪休只是简单地说不收，送礼人还会以为他嫌少而加大砝码再来骚扰他，或者觉得他是故作清高，从而散布对他不利的言论。公仪休的推辞洞若观火，杜绝了行贿者再来纠缠的可能性。想想现今那些因受贿而沦为阶下囚的“英才”官员，他们缺少的不是经世致用的智力，而正是这种“世事洞明”的德性智慧！

社会道义要“善于”主张

    社会的良序运行离不开道义，道义的寻求和伸张更离不开智慧。有一则关于分粥规则的故事说，一个7人的团体要在没有计量工具的状况下公平地解决分食一锅粥的问题。起先，大家推选其中一人分粥，但不久便发现这个人有私心，总给自己分的粥最多；更换了分粥人后，却并没有彻底改变那种谁“掌勺”谁就多得的局面；再改由一人分粥另一人监督，这种办法施行不久，分粥人与监督人便从权力制约走向了“权力合作”……后来，大家商议，7人轮流值日，但分粥的人必须最后领粥。这个办法终于解决了公平分粥的难题。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像“分粥”这样的道义难题需要集社会智慧去解决。比如，一位医生或一家医院遇到一贫如洗的求医者，该不该收治？救治到什么程度？如果救治，费用全由医生或医院承担，这样的事例经常出现，医方肯定无法承受。如果因此而谴责医方，显然有失公平。如果拒绝救治，患者病情恶化，又极不人道。按照医德观念，医方应当发扬职业道德精神，不计利益地“救死扶伤”，毕竟与救命须及时相比，医药费用问题的紧迫性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还可能有时间、有办法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每次总是牺牲一方的利益以保全另一方利益，这种做法就不合道义了。以此来看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全民医保制度，它不仅是一项医疗制度创新的惠民工程，更是一种解决医患道义矛盾的智慧方法。

    行德离不开智慧。个人行德的智慧是对世事不偏不倚的合宜处置。所谓合宜，或如亚里士多德所告诫的，就是要把守“中道”。什么是中道呢？就德性而言，自信是骄傲和自卑的中道，义愤则是易怒和麻木的中道；就德行而言，勇敢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而大方则是奢侈和吝啬的中道……不仅个人行德要有智慧，社会和国家行德也要有智慧。社会和国家行德的智慧就是要找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机制，并能有效地保障这种机制良性运行。一个社会或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德智慧，即便增加了社会财富也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德智慧，行德的人既得不到物质上的“好报”，也得不到舆论上的“好评”，就会导致荣辱不分，善恶不辨，是非无度，也就谈不上社会的和谐有序了。

    如果说一个人成才要有“智商”，那么一个人成人不仅要有智商还要有“德商”；如果说一个社会富裕需要“才智”，那么一个社会幸福不仅需要才智还需要“德智”。唯有匹配了智慧的善心和善行才能必然地结出善果。（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