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德同志的妻子 黄建琴:
我和老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
我是1963年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基地的,那时我国正准备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千军万马会战在戈壁滩上。当年我们一起去的有40多个女同志,住在5顶帐篷里,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把它取名叫木兰村。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
我俩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不是他进场,就是我出差,恋爱两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还不到一天。这在我们试验场区是很平常的事,不仅因为忙,更重要的是因为试验任务的特殊性。我们那代人为了事业,什么都愿意付出。当年为了保密,有一条规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记得我的一位领导,他们夫妻俩同时接到任务,不约而同地向对方隐瞒了实情,半年后,他俩在试验场区的一棵老榆树下等车时不期而遇了,这才知道都在试验场执行任务。后来大家就把这棵老榆树称为“夫妻树”,这棵“夫妻树”见证了我们那代人的爱情,更见证了我们对事业的忠贞。
婚后我对老林逐渐加深了了解,在他心中,事业大于天,责任重于山。他一年到头始终都在拼命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常工作到深夜,家几乎成了他的旅店,就连过春节也照常加班。
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科研试验。有一次,女儿曾经拿回家一个太空杯,老林听说耐热、抗摔,就趁女儿不在家,用刀把杯子破了个口,说是要研究研究,后来干脆把杯子锯成了两半。还有一次,电视播报的科教节目正好和他研究的项目有关,这时,小孙子要看动画片,两人就争遥控器,搞得小孙子哭着向我来告状。
记得女儿快出生时,老林正忙于试验任务,加之当时基地物资供应欠缺,我和我们那一代许多女同志一样,怀孕后都是回老家生孩子。由于我产后高烧,孩子生下后都是大嫂帮着照管。女儿满月时,老林才来接我,考虑到当时我的工作也很忙,加上戈壁滩生活条件艰苦,实在没办法抚养,他悄悄地和我商量:“咱俩都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大嫂有6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生活过得也很艰难。当我含着眼泪说出想法时,大嫂为难地说:“不是我不愿意带,是孩子太多,实在怕照顾不过来。”我们狠了狠心,对大嫂说:“孩子养不活,我们不怨你。”大嫂这才将我女儿接到怀里。儿子也是我一个人回老家生的,同样也是寄养在外婆家。两个孩子都是3岁时才接到身边。
老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一次他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爸爸妈妈没有养育的经验,你就当是我们的试验品吧。”老林是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可说这话时,我看见他眼里含满了泪水。大家都说,我们这一代创业者真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两年前,我发现他一下子瘦了很多,一到半夜就胃疼,多次劝他去医院查一查,可他总是说现在工作忙,。今年3月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老林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一再叮嘱我:“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担待吧,不要把病情告诉别人,别给大家添麻烦。”基地领导专门赶来看他,老林一脸歉意地说:“基地工作这么忙,你们一来大家都跟着来,浪费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两天,老林说话越来越吃力,有时含含糊糊,断断续续,只有我能听得懂。那时,他念叨最多的还是工作,还想给我们家人说些心里话。在他的小本子上有一栏家人留言,本来是想给疼爱的孙子、外孙写几句话的,可最终也没能写成。弥留之际,他给我留下三句话:“后事一切从简,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我埋在马兰。”还对儿子、女儿说:“你们要照顾好妈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回想我和老林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刻,还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我们有缘相识;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我们在罗布泊场区,能一起置身在欢庆成功的人群中,我们深感能够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自豪。老林住院期间经常说:“我75岁了,这辈子干了核试验这件事,我很满意。”这是老林的心里话,也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心声。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我们觉得很光荣;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