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注释学研究的新拓展

    《杜诗详注》是清代注杜的集大成著作，也是古典注释学的典范之作。此书援引繁博，考证详晰，对清代注杜广有影响，也是今人治杜的案头必备之书。然而，1949年以来，除谭芝萍氏《仇注杜诗引文补正》条陈仇注征引古籍之误以外，并无一部研究仇兆鳌及《杜诗详注》的专著。仅有的一些论文，也是以摘疵指瑕为主，对《杜诗详注》存在的诸多优点没有系统总结。吴淑玲的论著《〈杜诗详注〉研究》在《杜诗详注》研究和古典注释学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开创之功，其对《杜诗详注》学术背景的阐释、古典注释学在仇注中的使用、仇兆鳌注释批评的价值等方面的阐释，对理解清初浙东学术、古典注释学的发展及清代诗学思想等，实有重要助益。

    《杜诗详注》的学术背景为浙东学术，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关注到的。吴淑玲在查阅资料时，在《中国历代禁书解题·朝行录》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黄宗羲）适时的将武装斗争转变为思想理论斗争，集中精力于学术活动……大力倡办教育事业，应邀赴各地讲学，一时，‘大江南北，从者骈集’，门人中的万斯同、万斯大、仇兆鳌、郑梁、查慎行等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浙东学派文史哲各方面的台柱。”她受到触发，翻阅了大量浙东学术的资料，发现从浙东学术角度研究万斯同、万斯大、郑梁、查慎行等都有人进行，研究文章也相对较多，却没人从这一角度研究仇兆鳌，这与“台柱”之说似有不符。于是，从这一角度深入下去，考证了仇兆鳌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发现仇兆鳌注释杜诗完全以浙东学术为归依。仇注特别注重阐释杜诗在经学、史学方面的价值，对确定杜甫的忠君思想、经世思想、杜诗诗史地位，都有重要作用，而这正是浙东学术重经、重史的学术之路。其中，以史注杜的方法，在《钱注杜诗》遭到封杀的时代，确立了古典注释学中“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

    中国古典诗歌的注释，自古就有字注句解的传统，后又加以章析，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字注句解章析的基本模式。《杜诗详注》基本沿袭古典诗歌注释学的方法，并发扬光大，对杜诗的注释极其详尽，并有所发展。仇氏所沿袭者，吴淑玲以“集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概括之；仇氏所发展者，作者认为是“评点式”的艺术批评，仇注对杜诗诗艺进行的全方位的鉴赏，对指点后人的学习诗歌写作很有帮助；仇氏所开创者，作者概括为“随诗论体”的批评方法，仇氏从这一角度注释杜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诗歌史的意识，这是仇注的重要贡献。

    对于《杜诗详注》所使用之注释批评方法，作者在研究中发现，“随诗论体”（也就是一种诗体在仇注中第一次出现时，集中搜集相关论述），是仇兆鳌关注诗体意识的体现，其中，对五古、五律、七律、绝句等诗歌体式的探讨，还时时出现仇兆鳌的精彩言论。比如对于杜甫的绝句，前人多有讥屑之词，仇兆鳌却认为是杜甫有意探讨绝句的不同写法，对杜甫将议论笔调带进绝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杜甫俗语入绝句和拗体写绝句是有意义的尝试，肯定杜甫以绝句叙事的创新意义。仇兆鳌的这些观点，发前人所未发，颇有批评价值，而过去学者未曾关注到仇氏注释中的这些文学批评价值。

    论著也还有未尽人意之处，比如引证材料过多，虽然能够见出阅读细致准确之功力，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有未能删繁就简之憾。使用材料，能够说明问题即可，不必追求繁博。

    《〈杜诗详注〉研究》

    吴淑玲 著 齐鲁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