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医患关系中,您觉得医护人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熊思东:从狭义上说,医患关系指的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从广义上来说,医患关系包括医院管理者、医生、护士与患者及患者家庭的关系,可以说,医患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
我是学医的,也是医学教育工作者,我理解,无论从掌握专业信息的多寡上说,还是从诉求与被诉求的关系来看,在医患关系中,医护人员都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近年来不少地方发生医闹,今年还连续发生几起伤医、刺医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中医护人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总体来看医护人员在医患关系中的相对主导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医护人员应该充分意识到这种地位,在医患关系中,应该更多地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理解病人,理解病人家庭的诉求和焦虑。
记者:从这个角度看,您觉得何遥的事迹有什么启示?
熊思东: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了不起。她对病人很有耐心,工作的时候总是带着微笑。医护人员就应该这样。医患关系说起来很复杂,但实质上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何遥奋不顾身、冒着生命危险拉住跳楼的病人不松手,很显然,患者的家人也感受到了何遥对他们亲人般的关心、尊重,因此也很理解医护人员,在他们家庭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要拿钱给何遥补偿。其实无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其他方式,都是表示患者对何遥、对医护人员的敬重。这也正说明“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从学校教育阶段起,医护人员就知道了自己将要从事的是人命关天的职业,他们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为病人解除病痛,去救死扶伤。医护人员的道德底线是尊重生命。在这个基础上,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去救死扶伤、保护健康。何遥勇救施暴病人的举动,正体现了医生职业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尊重生命,体现了医生应该有一颗“仁”心。
记者:您觉得医生的“仁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熊思东:我很赞成病人家属的看法,何遥条件反射般冲上去救人,这种条件反射是教育的结果。何遥很关心病人,在被病人施暴后勇敢地冲上去救病人,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她真的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她有这种信念,是医学教育的结果,长期医疗实践的反映。要不要抓住跳楼病人的衣服,要不要冒生命的危险去救病人,那种时候是来不及思考、去权衡、去犹豫的。何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所作所为是医护人员群体精神面貌的一个很好反映,反映出大部分医护人员的医德水平和他们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这也是我们社会长期引导的结果。尊重生命、挽救生命,对医护人员来说是第一位的,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遵循着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从这个角度说,宣传何遥、赞美何遥,也是全社会对医护人员的关心和肯定。
记者:您觉得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熊思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认识的深化,医学模式由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现在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在新的医学模式中,社会和心理因素还被置于生物因素的前面。以流感为例,虽然流感还是病毒引起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频繁,人口大量快速流动,现在流感开始进入全球暴发期,高致病性禽流感一度引起世界性的恐慌,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因此在疾病防治中必须充分注意社会、心理因素。
这是一种根本的改变,医护人员要适应医学模式的这种变化,才能更好地承担保障人们健康、治病救人的职业使命,这对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也十分重要。这种医学模式要求,医护人员不能仅仅掌握生物医学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还要掌握社会、心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要求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人文精神教育,让他们从心底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具有人文关怀精神。但仅有人文关怀精神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心理知识,要能从更宽的视野去理解疾病的根源,更好地制定治疗方案。
在新的医疗模式中,沟通成为医护人员的重要能力,不是说你用X光照一下,用机器诊断一下就可以了,它还要求医护人员更多地去与病人沟通、交谈。而且沟通方式很重要。平等沟通,与患者热情交谈,才能了解病人的情况。沟通也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沟通,而应该更多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医护人员要像何遥那样,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让病人感觉到你在真心关心他,你在乎他的病痛,理解他的焦虑。社会心理知识,沟通能力,这些在目前我们的医学教育中还是比较缺乏的,但这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十分重要。
本报记者 苏 雁 谢 文